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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日 相 剑 术 浅 论 ——兼谈《居延新简<相刀剑册>》的诠释 陈 力 刀剑是人类使用时间最长的武器之一，梁人陶弘景《古今刀剑录》曰：“夫刀剑之由，出已久矣，前王后帝，莫不铸之。”在中国，古人在长期使用刀剑之中，逐渐掌握了一套从外观判断刀剑质量优劣的方法，这种方法被称为相剑术。这里讲的“好坏”，不仅指刀剑的利钝坚疲，而且还包括刀剑带给其主人的吉凶祸福。中国古代其他的相物术也有这样的特点，即这些相物术不但有科学的一面，也有迷信的一面。如中国古代的相马术就是这样。有名的就是刘备的“的卢马”，相者认为，“的卢”虽然是一匹千里良驹，但是额部有白毛人口，“妨主”，不吉。[1] 中国古代的相剑术产生得很早，从文献记载来看，其历史大约可以上推到春秋时期。成书于汉代的《越绝书》中记载了越王勾践和相剑者薛烛的对话[2]，这大约是史书中记载的关于相剑术的早古的记录。《吕氏春秋》中关于相剑的记载更多。《吕氏春秋》卷22《疑似》：“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剑者之所患，患剑之似吴干者”；卷8《简选》提及“利剑”、“恶剑”；卷25《别类》记载了一些相剑法的具体内容：“相剑者曰：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纫（韧），良剑也。”到了汉代，相剑术更为发达，《汉书》卷30《艺文志》载《 相 宝 剑刀》1部20卷，为其集大成者。三国时期以后，相剑术渐趋衰退，史料中关于相剑术的记载越来越少，隋代以前，尚有陶弘景《古今刀剑录》一收，间接言及相剑之术，另外《隋书》卷34《经籍志三》：载有《 仙 宝 剑 经》 2卷，也许与相剑术有关，但是这本书在当时就已经亡佚了。唐代之人，对于相剑之术还略知一二，比如达奚询之《秦客相剑赋》中还述及良剑的剑纹，道：“翼乎秋水之欲波，涣乎春冰之将释。阳散阴漫，霜锷雪脊。”宋代以后，就看不到关于相剑的著作了。相剑术衰落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灌钢法的的普及，用灌钢法制造的刀剑上没有我们下面要详述的“刃纹”和“地肌”，所以以“刃纹”和“地肌”为基准的相剑术失去了用武之地，中国的相剑之术也就此失传。近年以来，由于某种原因在居延发现了王莽时期相剑著作的残章，学者们又开始关注中国古代的相剑术，比如钟少异先生发表《古相剑术刍论》，对中国古代的相剑术进行了初步的分析[3]，但是由于中国古典文献中关于相剑术的记载十分稀少，一些关于相剑术的关键的问题还没有能得到解决。 如上所述，中国的相剑术早已经失传，但是我们的邻国日本，在刀剑爱好者中还保存着一种相剑术，这种相剑之术被称为“日本刀鉴定”或“日本刀鉴赏”。著名的日本刀的制作技术是在接受中国古代百炼钢制剑法的基础上，在平安时代以后逐渐走上自己的发展道路的，中日制剑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古代日本人民在学习当时中国先进的刀剑制造技术的同时，还吸收了许多与刀剑有关的中国古代的文化习俗。因此，了解日本刀的制作技法和日本的相剑术对于复原中国古代的相剑术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中日古代制剑技术的关系 一般来说，日本的制剑史学者认为日本刀的制作技法是在日本发生的一种独特的技术，在他们的著作中不大提及中国古代制剑技术和日本刀制造技术的关系[4]。日本刀的制造技术与中国古代刀剑制作技术之间是否存在渊源关系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作金相学、考古类型学的材料以外，文献资料和出土文字资料都可以证明，日本刀制造技术中最基本的部分来源于中国古代刀剑制作技术。 日本古代文献中关于制铁、制剑技术的记载并不多[5]，但是从这些仅有的记载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制剑术与日本刀制作技术之间的传承关系。比如《日本书纪》中记载了推古天皇唱和大臣苏我马子的一首诗，称赞苏我氏一族，道：“苏我氏象马中的日向驹，象刀中的吴真锄（——作“真刀”）。”[6]日向驹，指产于日向地区的良马；吴真锄，是产于中国吴越一带的宝刀，也就是中国文献中的“吴钩”。这首诗作于推古天皇二十年春正月，即公元604年。记载日本正仓院所藏物品的目录——《东大寺献物帐》（即《国家珍宝帐》中多处记述了“唐大刀”、“唐样大刀”，其中的“唐大刀”是指从中国输入的大刀，而“唐样大刀”是指模仿中国刀剑在日本制造的大刀。这些史料都表明在唐代以前，中国制造的刀剑就已经流传至日本，日本匠人在吸收了中国古代刀剑制造技术之后，开始仿制中国式刀剑。在上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日本的刀剑无论是从外观、铭文还是装饰手法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平安时代以后制做的日本刀剑外形上，已经看不到中国古代刀剑的影子，但是日本刀的核心，即日本刀制作技术中最基本的部分，仍然使用的是中国汉晋时期的制剑技术。 铃木幸夫曾经对日本刀的制作技术作过精辟的归纳，他认为日本刀的制作技术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折返锻打法、心铁和皮铁构成的复合构造、以刃纹为特征的淬火法、独特的弧度和断面形状。”[7]除去日本刀独特的弧度是日本独创之外，铃木所说的日本刀的其他技术特征都可以在汉晋时期的中国刀剑上看到。 所谓“折返锻打法”，是指将经过“沸”、“本沸”、“初锻”三道工序炼成的铁坯，用大锤锻打一阵，形成厚2厘米、宽5厘米、长17厘米的长方形后，将铁坯对折，然后放入炉内加热，当铁坯变红后，再按上述方法，反复锻打，反复折叠，直到铁坯成为没有矿滓而且炭素分布均匀的钢材为止。这种制钢方法与中国汉晋时期制作“百炼钢”的技术完全一样，1974年山东苍山汉墓出土一把环首钢刀，经专家鉴定，这把刀是以炒钢为原料反复折叠锻打而成，同一断面观察到三十层左右的分层。此刀背部有铭文曰：“永初六年五月丙午造卅炼大刀吉羊宜子孙”，可知这把刀是经过三十次折叠锻打制成的[8]。 使用心铁和皮铁构成的复合构造来制造刀剑，是日本刀制做的又一个特征。其做法是：将经过“折反锻打”的钢坯打成U字形，在其中间包入比较软的铁芯，然后将其锻打成刀坯。使用这种方法制成的刀剑，既十分锋利，又不易折断。在中国，这种制造复合构造的刀剑的技术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上引《吕氏春秋》中“黄白杂则坚且纫（韧），良剑也”，就是指用这种复合构造制做的剑。“黄”就是“黄铁”，中国古代称较软的熟铁为“黄铁”[9]。可见《吕氏春秋》所说的剑，是由较硬的钢材和较软的“黄铁”制成的，为一种复合构造。《北齐书.方伎传》中说得更清楚：“又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钢。以柔铁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以柔铁为刀脊”，就是指用含碳量较低、较为柔软的钢铁为制作刀剑的背部。《梦溪笔谈》卷19也载：“古人以剂钢为刃，柔铁为茎干，不尔则多断折。” 日本刀的第三个特征是淬火产生的刃纹。这种淬火产生的刃纹也见于中国战国汉晋时期的刀剑之上。中国汉晋时期的文献中记载的刀“文”、剑“文”，实际上指的是三种不同的东西。其一是指铭刻的文字，其二是雕刻的花纹，第三种即为淬火时产生的刃纹。如《越绝书》曰：“欲知工市（剑名），观其锷，从文间起，至脊而止，如珠而不可枉，文若流而不绝。”《吴越春秋》卷2载：干将作剑两把，一曰干将，剑身作“龟文”，另一把叫莫邪，剑身作“漫理（水波纹）”。《晋书.张协传》载《七命》在描写刀剑时曰：“神器化成，阴文阳漫。”又陶弘景《刀剑录》曰：“董卓少时耕野得一刀，无文字，四面隐起作山云文。”又《典论》曰：“魏太子丕造百辟宝刀三，其一长四尺三寸六分，重三斤六两。文似灵龟。”这些文献中的山云纹、龟纹等都不是模印刻划出的花纹，而是淬火时形成的纹样。因为如果是刻划上的纹饰，就不会用“隐起”、“纹似”这样的词语来形容这些刃纹了。 其次，从日本古坟时代的一些刀铭上可以看出，日本古代匠人不仅学习当时中国的刀剑制造技术，还模仿中国刀剑的铭文格式，多方面吸收中国的刀剑文化。 中国汉晋时期刀剑铭文最为完备的格式为：年号——工官或工匠号——教练——吉祥语。如“建初二年剑”的铭文为：“建初二年，蜀郡西工官王 造五十练□（长？）□（宜？）□（子？）孙剑□”。类似的格式也见于日本古坟时期的刀铭。比如日本奈良天理市出土的一把大刀上刻有“中平□年，五月丙午，造作□刀，百练清刚，上应星宿，下辟不祥”的字样[10]，中平是东汉灵帝时期的年号。日本迄今发现的其他刀铭，多没有“中平刀”铭文这样格式完备，但在日本琦玉县行田市琦玉稻荷山古坟出土的刀铭中就有干支纪年[11]，日本兵库县养父郡八鹿町箕谷2号坟曾经出土有“戊辰年五月□”字样的大刀[12]刨，大阪四天王寺藏有铭文为“丙子椒林”的大刀[13]。中国汉晋时期的刀剑上多记载制造时的“练”数，这种传统也为日本工匠所继承。如上述琦玉稻荷山古坟中出土的大刀上就有“百练”字样，日本熊本县玉名郡菊水町江国般山古坟出土的大刀上有“八十练”字样[14]。直到12世纪以后，日本刀的刀铭形式才发生变化[15]。 日本古代刀剑铭文表明，一些汉晋时期特有的刀剑文化习俗，也被日本匠人所模仿和吸收。比如古坟时代的日本刀剑模仿中国汉晋时期在刀剑上铭刻吉祥语的传统，在日本制刀剑上铭刻吉祥语。日本千叶县原市山田桥稻荷台1号古坟出土的铁剑上有铭文曰：“王赐琦敬安，此廷刀辟百兵”，[16]上述四天王寺收藏的“丙子刀”上的“椒林”二字，也被认为是一种类似中国“长宜子孙”式的吉祥语。中国汉晋时期的工匠，多依阴阳五行理论选丙午日制剑，这种习惯也传入日本，如上述“中平刀”就是丙午日所造。 通过以上的对比，我们不但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刀制作技术与中国汉晋时期刀剑制作技术的渊源关系，还可以看到中国刀剑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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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6 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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