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擂台，看人家这擂台摆的---秦国武器的误区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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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秦国武器的误区与探讨

来源：黄谦 (2005-2-17 10:39:07) 本文章已被查看：608  

关于秦国武器的误区与探讨
　　　　　　　　　　　　 献给秦大路、胡汉四、两千三位朋友
　　
　　黄谦气力里，布鲁图福荫里：
　　经过本人不懈努力和诸神眷顾，一月的业务跑得非常成功，这样，终于可以腾出若干时间来灌水了。首先就是早就答应了的关于秦军的贴子。本来打算把秦国军事的各个方面的问题都写出来，但时间终究是个大问题，所以现在打算能够写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另外，我的贴子依据主要是南宁三个图书馆、网上各种数据库和图书馆中的书籍和杂志，如果哪位网友对具体书目和页数有兴趣，可向我提出。在论述问题的时候，我采取的基本上是考古证据＋古书论据的办法，以前者为主。这符合国际惯例。
　　关于秦兵器的种种问题，有的我知道得比较清楚，有的则因为资料不全的缘故，不大清楚。已经清楚的问题，大家只需要看看就行了。我不清楚的问题，还请有资料的朋友不吝赐教。
　　青铜兵器的基本问题：
　　要探究青铜兵器问题必须从最基本的常识入手。
　　历史上制成的铜兵器，有早期和青铜时代的两种。早期铜器时代的铜兵器，主要是由不含锡或含锡量极低的纯铜或砷铜冷锻而成，这种锻造法耗费工时较多。到了青铜时代，兵器改以含锡和铅的青铜铸造，铸成后经过锻打提高其性能——除了中国以外的其他大文明莫不如此。原因其实很简单，用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
　　铸造锡青铜，在含锡５％时，布氏硬度ＨＢ５０；１０％时，ＨＢ６０；１５％时，ＨＢ８５；２０％时，ＨＢ１５０；２５％时，大幅上升至ＨＢ２８０；３０％，更是飙升到ＨＢ４３０。（但有不同的数据，如有的书上写道：含锡１０％时，ＨＢ为７０－１００；有的则认为是ＨＢ８８，我这里从较新的田长浒先生数据）
　　那么，岂不是含锡量越高的青铜兵器越好？慢着。请继续看：铸造锡青铜的铸态组织多呈α相和δ相。α相，是锡溶于铜中的固溶体，δ相，是以金属间化合物Ｃｕ３１Ｓｎ８为基的固溶体，它的特点是硬而脆——注意我这句话！当锡青铜含锡６％以下时，由α单相组成，含锡６％以上，则α相周界析出α＋δ共析体，随着含锡量增加，δ相也就不断增加。因此，随着含锡量不断增加，青铜会越来越脆。大体上，当含锡量在５％以下时，强度、硬度、韧性均随含锡量增加而增加；从５％开始，韧性不断下降——记住！当含锡量１０％时，青铜抗拉强度达到２８公斤／平方毫米的高值，到１５％时达到至高值３０公斤／平方毫米。含锡量２０％时，抗拉强度下降，之后急剧下降。
　　这样就出了一个两难问题：如果含锡量低，青铜兵器的韧性当然会好，但硬度会很低，而含锡量高的话，硬度会高，但韧性会很低。解决的办法就是铸造＋锻打。如含锡量１０％的铸造锡青铜，经锻打后硬度上限为ＨＢ２２８。但锻打之后，脆性仍然会增加，这时的解决办法是退火。对于含锡５％－１５％的锡青铜，通过退火可以减少δ相乃至使其消失，这样就提高了青铜的韧性，还可以增加其强度和塑性，当然，付出的代价是硬度下降。
　　所以，除了中国以外其他大文明对于青铜兵器的打造方法大体上可以表述为铸造＋锻打＋退火，这样造出来的铜兵器，硬度和韧性可以达到一个大体平衡，从而实现总体机械性能的优良，根据实际需求的不同，可以通过调整含锡量来达到不同性能，若对韧性要求高，可以将含锡量控制在５％，若要求得各项性能的均衡，可将含锡量控制在１０％——这就是西方所谓的“标准青铜”，因为经过以上步骤制造的含锡１０％的青铜制品机械性能是最均衡的。
　　公元前２３世纪，西亚最先按以上步骤制造出含锡８－１１％的青铜制品，这种青铜制品的性能优越性使各个文明很快进入了青铜时代。在青铜时代的全盛时期，各文明的兵器、农具、工具和日常生活用品，大量由青铜制造。在实践中人们发现铸造青铜时加铅可以增加液态金属的流动性，利于铸造，后来青铜中加入的铅逐渐确定为５——１５％之间，尤其以１０％左右为常见。另一个新工艺是给青铜器淬火和回火，不过这种工艺主要用于青铜镜等不需要韧性的器具。因为淬火的青铜器一般含锡量都已经很高，已经无法增加其韧性了。历史上也不见有给青铜兵器淬火的证据，我们这里谈的是兵器，所以这个工艺可以不必理会。
　　从公元前１６世纪开始，中国也进入了青铜时代。但中国的青铜器铸造业似乎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歧途，不仅铸造工艺比两河明显落后（这时可以理解的），更重要的是中国青铜器非常缺乏锻打和退火的传统。商代中国青铜器的含锡比例相差悬殊，显示出尚未掌握青铜的合理比例。通过对出土文物的金相分析表明，锻打痕迹主要出现在早期纯铜制品中，青铜时代经过锻打的器物跟纯铸造的器物相比不仅数量很少而且大多没有经过可靠的金相分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制品主要出土于中原北部原游牧民族的活动地区。经过西周到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青铜制造业有了发展，有研究者认为这时的铜用具普遍经过了锻打，这似乎可以很好的解释为什么西周和春秋时期的铜农工具有明显增加，当然这是还不能确定的，一般的观点仍是认为在整个青铜时代，中国的铜制农工具都很少，尤其是跟其他文明比较而言。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铜兵器已经完全走上了一条邪路：一味增加含锡量来增加其硬度。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国家铜兵器，其含锡量高得吓人，１４％？那是起步，一般都在１５％以上，乃至２３％。仿佛含锡量低就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了似的。通过上述的简单常识介绍我们已经知道一味增加含锡量，对于青铜兵器来说没有好处，虽然硬度增加了，但是其韧性下降了。要知道，含锡１４％的铜器，δ相就已经很明显，何况２１％！这种武器是一碰就折的，也就是说它的含锡量虽然很高，但总体机械性能很差。更要命的是，我们知道，只有含锡量１５％以下的青铜才可以锻打和退火，含锡量如此之高的青铜兵器，可以说是已经断绝了一切改善其性能的途径，只能保持其铸态下的机械性能了。
　　为什么中国的铜兵器会走上这样一条邪路呢？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会锻打青铜和退火。因为我们知道有的出土青铜鼎经过分析是进行过退火的，而经过锻打铜兵器的实物，据我所知有两个实物：一枝战国戈和一把战国钺。但跟锻打的青铜兵器比起来，终究纯铸造兵器是绝对多数，这又是为什么呢？合理的解释是在青铜被引入中国时，其技术已经经过了简化。

[ 本帖最后由 zglcl007 于 2005-9-21 14:1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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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中国的青铜器在前１６世纪突然增加，到商代已经完全进入青铜时代，经过考古发现可以知道，这些青铜器跟东欧中亚大草原上时间稍早的青铜器有类似之处。在考虑到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技术从一个起源地扩散到其他地区的一般规律，可以认为中国的青铜铸造技术是从两河流域经过中亚大草原引入的。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转手人——中亚游牧民族。我们知道游牧民族受其生产方式限制，技术水平一般不高，往往无法掌握农耕民族技术含量较高的技术，而青铜器制造技术中，铸造是比较简单的，在商朝时候用一个沙石范就可以造出青铜器来，游牧民族也能胜任愉快。但锻打退火就需要有经验的锻打师傅，这就不是游牧民族所能够培养出来的了。事实上不仅青铜时代，在整个古代，要打出好兵器，有经验的锻打师都是很重要的因素，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西方各国互相学习对方的经验并不困难，希腊人坐船去埃及，住个几年，锻打青铜的技艺就学到手了。但中国人呢？难道能渡过大漠雪山去两河吗？在整个古代，中国人都饱受地理环境的限制，忍受不能与其他文明充分交流的痛苦，铜器锻造技术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可能通过纯铜时代的技术遗留、以及对少数偶然传入的锻打技术的学习，中国人在青铜时代还可以培养出若干锻造师，但至少在兵器领域，这种人是非常罕见的。从史书中我们就可以明白，中国人一直把造剑称为“铸剑”，直到铁器时代仍是如此，这跟欧洲对锻造之神的崇拜形成鲜明对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双方技术上的不同或称差距。
　　锻打技术的不足，使中国人付出惨重代价。首先，铜制工具和农具严重不足。从前读史书我很奇怪为什么中国能够制造出司母戊鼎这样巨大的玩艺，却不能普及铜工具，现在想来其实道理很简单，铜农工具需要坚韧具备，而中国的铸造铜器，其性能完全决定于含锡量，要么硬度不足（含锡量低时），要么脆（含锡量高时），造个不需要考验韧性的庞然大物还凑合（实际上中国早期的铜礼器如此巨大，一个原因也是为了防止损坏），如果要造个小工具就露怯了。如铜凿，埃及在造金字塔的时候就有，制造过程，无非是锻打，青铜时代以后，则铸造一把含锡１０％的凿子，刃部锻打加退火即可，非常好用。而如果商代的中国人需要造这么个凿，含锡１０％以下，很容易弯曲，含锡１０％以上，又很容易折断，两难。其次，铜用具不足，虽然礼器是有的，但真正廉价可以普及的铜生活用品却很少见。西方可以锻出铜锅、铜碗，甚至打造出非常精致的铜手术器械，而中国却很难铸出这些东西。最后，兵器韧性差。为了追求硬度，没有掌握锻打技术的中国人只好走一条一味增加含锡量的邪路，结果是兵器一碰就折，而且始终造不出合用的铜盔甲。因为铜盔甲要求韧性好。而铸造锡青铜要韧性好，只能把含锡量控制在５％以下，这种铜盔甲非常软，可以说跟皮甲没多少区别了。
　　那么为什么中国铜兵器走了一条高含锡量的邪路呢，这要跟中国所处的实际情况相联系才好解释。世界上最早的铜盔甲出自西亚，最初是鱼鳞甲，制造方法当然是用含锡量５％左右的青铜经过锻打编成，这种盔甲出现于公元前２０世纪以前，当然的，农耕民族不会把铜甲的制造秘诀告诉游牧民族。游牧民族把制铜技术带往东方的时候当然也不会把这种技术传给中国人——东方游牧民族始终是缺乏良好防护的，所以中国人当然也不会知道如何造铜甲，商朝时中国人试铸了铜头盔，事实证明它们防御性能很差，而且重量大，所以很快消失了。西周时期曾尝试造铜胸甲，也没有成功。最后，中国人只好始终穿着皮甲。皮甲属于软甲的范畴，对金属兵器防御力很差，对这样的盔甲，脆些没有关系，反正穿透皮甲是容易的，即使刺入对方体内后折断，对增强杀伤效果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选择高含锡量的攻击兵器成了趋势，而兵器含锡量一高，锻打技术就更加发展不起来，铜甲就更加不会问世，如此恶性循环，中国铜兵器遂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怪物。
　　中国铜兵器的另一个问题是含铅量始终没有准确掌握。即使是秦代的铜兵器，其含铅量也是彼此相差悬殊，而且比例普遍偏低，跟西方比例较高和含量相对恒定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道理很简单——中国人不大分得清锡和铅。锡和铅在自然界中的矿物外表相似，所以较难分清，所谓“铅锡淆乱，自昔已然”是也。许多古书上要么有锡无铅，要么有铅无锡，而古代许多所谓锡产地据今天的实地调查却是铅矿。不过含铅量低，只是对铸造过程不利，相对来说问题还不是很严重。而且古代各国一般也都分不清锡和铅，如拉丁语中的锡和铅是同一个词，只是用一个修饰语把它们区别开来而已。中国的问题是程度上比较严重而且持续时间久（直到唐宋以后，仍有许多著作分不清锡铅）。
　　第三个问题是古代世界普遍的，就是铜器质量受铜矿制约，如果有的铜矿矿石质量差，制造的铜器质量就会差，如秦铜马车的有害杂质就严重超标，但这个问题举世皆有，并不是中国专利。
　　总的来说，中国铜兵器并不存在落后于世界的问题，它本身就是个畸形的产儿。值得注意的倒是西周到战国中期中国铜工具的增加是否跟锻打退火技术的发展有关？这种增加是否使中国铜工具的普及率达到了西方在公元前两千年代后期的那种水平？这是值得研究和阐述的，需要更多对出土文物的金相分析来证明。
　　本节结束时，还有一个小问题要提出：《周礼·考公记》中的青铜比例不是世界上最早的青铜配方吗？据我所知，应该是的，不过这种“领先”跟没有差别不大。不信的话，你可以去造一把含锡量２５％的剑、含锡量２８．５％的箭镞、含锡量５０％的铜镜试试好了，还要记住不要加任何的铅！由于这个记载实在太荒唐，所以现代专家们只好千方百计给它遮羞。如“金锡半”往往被解释为“金，锡半”，并进一步解读为“锡的含量是铜的一半”，虽然古书上没有支持这一解读的任何理由，而且这样的解释会给其他比例的解读带来困难，不过倒也不失为一个合理的解释。最无耻的是央视所出《王者之剑》一书，在谈到该记载没有谈到铅的时候，设法把“锡”解释为各种金属的混合物，之后笔锋一转，大赞曰：“看来我们的祖先已经掌握了各种金属的混合比例，在两千年前就做到这一点是令人惊叹的！”古书昭昭，后人居然可以如此解释，实在是令我无话可说。要知道古代合理的青铜比例，可以看看欧洲人的说法，其中有的（炮青铜）显然是火药时代的知识，有的（剑青铜）显然是青铜时代的知识。
　　其实《周礼》是一部成书年代尚未确定的（战国后期说较可靠），反映作者（应当是儒家）心目中理想政治制度的书，受客观和主观限制，出现很多问题很正常。现代考古和考据已经证明其中很多内容与实际不合。因此出现这样一份荒谬的青铜配方也属正常（如果是墨家的书应该会准确些），相反的，对古人的局限性视而不见，千方百计为其回护，甚至昧着事实无耻吹捧，就不是现代人应有的态度了。
　　然后还有一个不是很小的小问题。我国的书籍往往吹捧中国古铜兵器“坚韧具备”，其实是把抗拉强度和韧性混为一谈，前者在含锡量２０％时开始明显下降，因此该含锡量的青铜兵器硬度和强度都很高，但青铜机械性能的两大要素明明是硬度和韧性！２０％的铸造锡青铜会有什么韧性，我已经说过了。这些作者要么是搞不清强度和韧性的区别，要么就是有意在混淆。前者说明其学识不足，后者说明其道德有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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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剑：
　　在整个古代，剑都是兵器制造水平的代表。秦剑也被吹捧得很高。不过只要对秦剑的金相组织进行小小的分析，一切也就真相大白。秦剑跟其他秦兵器一样，采用泥型铸造，一次铸成，既不经过锻打（实际上也不可能锻打得了），也不经任何热处理。其成分如下：锡１８－２１％、铅０．１７－２．１８％，其余除微量杂质外均为铜。这种组织中充满了δ相的铜剑，自然是硬而脆的。不过为了设法弥补，在外形上还是有所设计，《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中说道：“有节奏的剑身可以相对减少反作用力，增强剑的弹性，剑身窄处厚度相对较大，剑身宽处厚度相对较薄，这样就使剑身宽处与窄处的机械强度相对均匀，不至因强弱不均而折断。”当然这种弥补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因为决定一把剑机械性能的归根结蒂是它的金相组织，而不是外形。现在出土的秦兵马俑坑中的剑，在三个坑中均有分布，其中完整者不过１７把，都出在一号坑东五探方，受淤泥层保护而幸存，其余都是残剑，碎块合计１８９片。其中有的剑鞘尚在，内有折断的剑尖，剑身却不见了。可见秦剑只要出鞘时动作稍为粗暴，就会导致折断——这种折断法据我所知仅此一见，也算是很有创意了。
　　受其机械性能限制，秦剑只能刺而不能砍。与任何硬物稍用力相碰都会导致其折断。其剑身长、薄（相对战国铜剑而言，其实其最大厚度仍有０．９４厘米左右）、窄。加上硬度大，对刺击穿皮甲的人比较有效，但要刺穿金属盔甲的人那就是妄想了。尴尬的是秦（也包括其他华夏国家）严重缺乏可以用于持久作战的短兵器，因为这时铁兵器还远没有普及，而华夏国家的高锡青铜也造不出可以跟敌兵器相碰而仍能完好的刀剑。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秦俑坑中剑的数量很少，除了节省成本外（秦始皇陵修建时，国家经济已经接近崩溃了，但从嬴政这样的疯子和嬴胡亥这样的白痴看来，这显然不是个大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没用，使用弓弩的人在近战发生时当然希望用刀剑保护自己，但用一把一碰就折的剑显然是没有这种功能的（弓弩兵受的是弓弩射击训练，不会有那种一击毙命的剑术）；使用长兵器的兵也出于同样道理而不能指望剑，只有那些有一定地位的指挥官，他们受到士兵的保护，要对付的只是可能冲来的敌人，只需坚持很短的时间，士兵们就会聚拢起来保护他，这把剑是折是好，都没什么问题了。我估计，秦俑坑中装备剑的都是军官。
　　下面要谈到一句非常可笑的话。是这样的：“秦剑的硬度为ＨＲＢ１０６度，相当于调质后的中碳钢。”这句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错误的荒谬绝伦的话，流传了近三十年，竟然没有一个人指出它的错误，颇令人深思。现在就由我这个业余灌水的业务员指出其中的错误。
　　首先，为什么偏偏选择洛氏Ｂ级标准呢？因为洛氏Ｂ级标准，适用于较软的金属——注意这点！——包括铜合金。但每一本冶金书都会告诉我们，ＨＲＢ的取值范围是２５－１００。超过范围取值，误差会很大，就我所见的现代产品测验最大数值为ＨＲＢ１０４。而且尴尬的是洛氏硬度彼此之间没有可以直接换算的公式，因此这个骇人听闻的ＨＲＢ１０６，到底相当于较准确的洛氏Ｃ级标准多少，没有人能够明确的知道。难道没有更合用的硬度标准了么？非也。任何一本冶金书都会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硬度测验标准很多，其中洛氏测量法压痕小，不损坏受测物品，操作简便，但因压痕小，试验数值较分散，易于引起操作误差。而布氏硬度（ＨＢ）不可测量硬物（数值控制在ＨＢＷ６５０范围内），操作程序复杂，但压痕较大，侧值稳定，适用于铜合金；维氏硬度（ＨＶ），可以测验得硬度范围很大，一般金属几乎不受限制。由于采用显微镜测得压痕对角线长度，结果较精确，然而操作过程也很复杂，不宜用于批量检验。
　　由上面看来，似乎测验者看中了“不损坏受测物品”一条。然而，难道他忘了ＨＲＢ取值范围不宜超过１００这个最简单的常识了吗？而且，对于那些碎得一塌糊涂的剑，还有什么可保护的？西方国家的冶金考古学家，早在７０年代就已经普遍采用维氏硬度测量古物硬度，至多以布氏硬度作为补充，其实同样是对秦俑坑出土武器，对矛和箭镞也都采用布氏硬度测量法。那么为什么偏偏要用误差很大的洛氏Ｂ标来测量剑硬度呢？
　　好吧，我们先认为秦剑就非用洛氏Ｂ标不可，但接下来还得吓一跳。HRB106，非常勉强的可以认为大致等于HV296，或者说是HB290。我向大家还记得上面所说的含锡20%的铸造青铜，硬度不过HB150，即使因出处不同，说法不一，让我们把这个数字调高100以上，那么含锡21%的青铜（测验硬度的残剑数据），充其量不过是HB270-280，如何高到HB290？要知道，含锡量22.5%的希腊雅典造币模（顺便说一下，冲压造币法也是西方对中国的一个技术优势），在使用前经过了硬化处理（似乎可以理解为淬火），其硬度也不过是HV270。比秦剑稍早的一把楚剑，含锡量同为２１％，且采用金属范铸造，铸造效果优于泥范，其表面硬度为ＨＶ２０１。这样看来，秦剑还真是非同一般哪。
　　那么是不是秦的造剑技术有什么非常特殊的地方，可以使剑硬度大增呢？我们前面说过，当含锡量高到15%以上时，退火和锻打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而淬火会进一步恶化铜器韧性，历史上没有一件铜兵器采用过这种热处理方法。前面也已经说过了，秦剑系由泥型铸造，未经任何冷作和热处理。在这种情况下，秦剑的硬度显然只能由其含锡量决定。那么是不是由于微量元素的加入使得秦剑机械性能大增呢？秦剑中只含有含量极微，成分复杂的其他元素——而现代铜合金必须有含量较大的相应元素才能改变其机械性能。所以秦剑不可能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使其硬度大增。让我说得更明白些：HRB106这个数字，１００％是不准确的。不过其实秦剑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硬度，而在于韧性。
　　好吧，让我们认为秦剑确实就是达到了ＨＶ２９６这个山崩地裂的数据。那么它是不是确实“等于”或“接近于”调质后的中碳钢呢？让我作一个浅显的比喻：歼８－Ⅱ的最大飞行速度超过升级后的Ｆ１６Ａ／Ｂ。这句话对不对呢？对，但也根本谈不上对不对，因为Ｆ１６Ａ／Ｂ升级，是为了提高其综合作战能力，而不是单单为了提高其速度。同样的，每个人都知道，钢材调质是为了在提高其硬度的同时，保持其韧性，也就是提高其综合机械性能，而不是单单提高其硬度。顺便说一下，调质通俗的说就是淬火＋回火。这点网上的人未必知道。
　　更要命的是，秦剑根本不能跟古今中外任何一种调质后的钢材比硬度！我们知道现代碳素钢（想必你知道中碳钢是碳素钢的一种，指含碳量在０．２－０．６％之间，不加入其它元素的铁碳合金）即使含碳量为０．２％，淬火之后同样可以达到ＨＲＣ６２的表面硬度，即使回火后硬度再怎么下降，也绝不会降到ＨＲＣ３５以下。而古代呢？出土的人类史上最早的经过调质处理的铁器是著名的两把埃及斧（顺便说一下，回火也是古代西方对东方的一个技术优势），制造时间为公元前九世纪，经过对完好一把的检测，其刃部硬度为ＨＶ４４４。罗马时代含碳量０．４３％的剑刃，淬火后硬度为ＨＶ７００，而民用工具淬火后硬度在ＨＶ５００－７９０之间，它们回火后的硬度无论如何都不会降到ＨＶ４００以下。中世纪欧洲含碳量较高的铁器，在淬火后一般要经过回火，但没有一个实物硬度降到ＨＶ４００以下，其他文明国家经过淬火的铁兵器，也从未有过低于ＨＶ４００的纪录，事实证明，经过调质的钢件，其硬度以ＨＶ４００为下限，除了最早的淬火钢件硬度可能不足以外（因为古代技术条件下，含碳量０．２％以下的铁器淬火效果不明显，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最早的淬火铁器性能如此之低），任何已知的调质铁器都不会软于秦剑——这里还没有考虑秦剑韧性极差的问题。
　　那么是不是秦剑跟调质后的中碳钢的芯部硬度可以比较呢？不行。从来没有一本冶金书告诉我们比较金属件硬度时应当用芯部硬度进行比较，这是荒谬的。不过就让我们来比一比罢，查阅冶金书可以得知即使经过淬火处理的含碳量０．８％的高碳钢，其芯部硬度至高不过ＨＢ２８５，跟ＨＢ２９０还有差距呢，至于中碳钢，我倒还没有见过哪一种芯部硬度能够达到ＨＢ２６０的！也就是说，如果比芯部硬度，那么连高碳钢都不是秦剑的对手，何必说什么“相当于”“中碳钢”？——前提是这个“ＨＲＢ１０６”是真的。
　　最后，包括袁仲一先生在内，很多作者把秦剑硬度表述为“ＨＲＢ１０６度”，这是画蛇添足的说法，实际上只说“ＨＲＢ１０６”即可。
　　综上所述，所谓秦剑硬度为ＨＲＢ１０６，相当于调质后的中碳钢的说法，彻头彻尾，１００％而不是９９％是句昏话。为什么我们国家会出这种昏话呢？我没有见过这句话的原始出处，但查到的最早介绍秦剑的是《秦俑坑兵马俑军阵内容及兵器试探》，登载于《文物》１９７５年１１月，作者署名秦呜（？）。我想用不着多说大家就知道，１９７５年是什么年代，在那种特殊年代中，出现学术问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作者也很明白的告诉我们，他的文章不过是一个“试探”。但令我完全不能理解的是，３０年来我国无数史学家、考古学家谈及秦俑问题，为什么竟然没有一人指出这句话的漏洞呢？我不是一个闲人，要查资料，只能趁着跑业务的间隙，花上几个钟头到图书馆查资料，尽管如此，还是很快的发现了问题。那么，为什么三十年来所有人都保持沉寂呢？难道仅仅是隔行如隔山，历史学家不懂冶金学么？这其中究竟有什么原因令我国各行各业的专家失声呢？令人深思！
　　至于秦剑的真实硬度（韧性那是不用说的了），大体上应该跟含锡量相同的楚剑类似。合理推断为ＨＶ２００左右，因含锡量不同而有所增减，上下范围各不超过５０，也就是ＨＶ１５０－ＨＶ２５０之间。非常“巧合”的是，这也正好是未经淬火的中碳钢的硬度范围——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
　　关于秦剑还有另一句话，虽然严格来说算不上错，但也往往造成误解，在此一并说明。这句话最早出自《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第１８８页，内容如下：“一号兵马俑坑Ｔ２第十一过洞的一件青铜剑，出土时因被陶俑碎片压住而弯曲，当把陶俑碎片拿掉后，剑立刻反弹恢复平直。”从这句话来看，似乎是说该剑出土时因工作人员不小心被陶俑碎块压住了，有所弯曲，工作人员把陶俑碎片清楚掉，它恢复了平直。当然具体情况到底如何，需要当事人来加以说明。从冶金学的角度说，即使是含锡１８－２２％的青铜剑，有一定的弹性也是正常的，但这种弹性是非常有限的了。据我推测，当时那把秦剑应当只是略有弯曲，否则，这种充满δ相的青铜剑会立即折断。袁仲一先生的著作发表以后，一些说法更加离谱，有的说这把秦剑被压了两千多年，有的说它被压弯了４５度，之后恢复平直。这些说法不知出处何在？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的性能只有靠弹性合金才能达到。锡青铜中适于作为弹性元件的有四种：Ｑｓｎ４－３、Ｑｓｎ６．５－０．１、Ｑｓｎ６．５－０．４、Ｑｓｎ７－０．２。它们作为弹性合金使用时，金相组织中都是单相α固溶体，不发生相变。只能靠冷变形和随后的低温退火得到强化。其它铜基弹性合金，古代没有，也就不用说了。要用一把含锡量如此之高的铸造青铜剑，来实现弹性合金才能实现的性能，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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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网友拿秦剑的长度说事，这又是个无知的表现。世界上最早的铜长剑出自希腊，时间为克里特的宫殿时代，长度达三英尺。制造技术不外乎上面说过的铸造＋锻打。之后这种技术向外传播，埃及新王国末年乱世中，埃及的安纳托利亚雇佣军也使用三角形长剑。很快的，整个欧洲都会制造青铜长剑了，前１０世纪，在丹麦居住的民族制造的长剑，跟希腊长剑外形非常类似，到了凯尔特人的时代，最初制造的是青铜长剑，前６世纪以后，变成铁长剑。总的来说，西方铜长剑的硬度因工艺不同取值范围很大，从ＨＶ１１０－２００均有可能。因为古代的锻打工艺和退火控制技术的限制，基本上无法达到ＨＶ２００以上。而韧性则十分优异。我见过作为明器的凯尔特青铜长剑的图片，出于宗教目的而被弄得弯弯曲曲，但并没有折断，剑刃也未见缺损。
　　如果硬要比较秦剑和其它文明的铜剑的话，可以说这个问题非常无聊，首先秦剑只要跟任何一种其它文明的剑用力相碰，都会立即折断。除非对手的硬度在ＨＶ１５０以下，它才可能同时对对方的剑刃造成较大的破坏，不过要砍断对方是不可能的。其次，这个问题之所以非常无聊的终极原因是：到前６世纪，除了不列颠岛土著之类的边远地区人民以外，整个西方都已经普及铁兵器，再没有铜剑可以跟秦剑一较高下了，而到了前３世纪末，也就是秦剑问世的年代，连印度都普及了铁兵器，秦剑就更加寂寞，就象后来的印加和阿兹特克锋利的铜兵器和燧石兵器一样寂寞。秦剑这种“一次性兵器”，只适用于刺击华夏国家穿皮甲的士兵，而华夏国家穿皮甲的士兵确实占到军队的绝大多数，从这个角度说，它仍是很合乎需求的。不要忘记人们制造武器，不是为了给后世子孙从幻想自慰中得到满足的空间，而是为了对付眼前的敌人，仅此而已。
　　秦俑坑中还出土了钩。不过只有两把，而且两刃不利，不是实用兵器。其实即使它认真开了刃，这种只能用于钩和推的兵器效能也是非常有限的。
　　说起来秦剑，也包括其他秦兵器最出彩的不是其性能，而是它们都经过表面防锈处理，居然可以做到两千两百年不锈。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秦军如何“斩首”？如果用斧钺，倒好解释，问题是出土文物表明秦军中是很少斧钺的。那么最合理的估计是秦军士兵采取跟伊拉克抵抗武装一样的“割首”法，这样可以避免剑折断。
　　忘了说那个所谓的嬴政砍荆柯的问题了。我们知道秦剑的长度是８０－９４厘米，这样的长度，按战国时代的璏式佩剑法，要拔剑出鞘一点问题没有。有人认为是剑佩得太高，但根据我的试验，除非嬴政佩剑高得荒谬，否则依然拔得出来。那么就有几个可能：一是嬴政明显比黄谦矮，矮者手短，所以没法拔剑，但关于嬴政身高没有标准说法，所以只好存疑；二是嬴政所佩为铁剑，战国时期铁剑长度最大为１００厘米，如果佩得过高，拔不出来倒也可能，但黄谦亲身试验了更长的长剑，按战国法束在腰间，且佩得很高，结果虽然出鞘比较勉强，但依然可以拔得出来，更重要的是，秦的铁兵器非常少，仅有的一些铁剑还被认为是缴获自六国的战利品，从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也可以看出，秦军几乎只装备铜剑；第三种解释我认为最有可能，就是司马迁用他那个时代的技术来套秦末期的技术。我们知道刘彻统治时期是中国铁兵器普及的转折点，那个时候出现了长得出奇的长剑，早期的环首刀也出现了，对于习惯于看到青铜剑刺击场面的中国人来说，长长的可以用来砍的刀剑，显然非常新奇，对于司马迁来说这无疑是个很有戏剧性的场面，按照他书写历史的方法，完全可能把西汉环首刀砍杀的场面套用到荆柯刺秦王的场面中去，以增加文章的趣味性。在秦国，由于装备的主要是青铜剑，教嬴政剑术的老师自然会只教他刺击的方法，还必然告诉他要小心翼翼的用剑，以免折断。人在危急时候必然是本能的重复自己掌握的防身技能，绝不会无端端的自创新招，如果情形危急到嬴政必须胡乱挥舞长剑自卫的地步，处于如此惊慌之中的他也已经无法用窄、长、薄的青铜剑，实现砍断荆柯大腿的行为了，因为砍断人的大腿难度很高，即使用当时的铁剑，在那样危急的情况下嬴政也没法从容选择下刀点，摆好姿势斩杀（有这样充裕的时间就轮不到他去杀人了！）。春秋战国上的网友对这个场景有很有趣的讨论，等战国社区恢复之后大家可以去看看。至于“王负剑”到底怎么个负法，众说纷纭，我也没有兴趣去探讨这种问题。
　　还有一个小问题要澄清一下，秦剑不是复合剑，而是单体剑，一次铸成。复合剑只是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的南方流行过一段时间，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内韧外硬”，但仍有三个致命问题没有解决：一是即使是含锡量１０％的芯部，由于没有经过退火，含α＋δ相的问题仍没有解决；二是芯部和刃部只是榫合，而非焊接，注意这点！因此严格来说复合剑的芯部和刃部仍是互不关联的两部分，结合的紧密程度完全不能跟后来的焊接花纹钢剑相比，出土的复合剑多有松动，有的刃部芯部甚至已经完全分开；三是刃部脆性大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极易损坏。因此这种剑只是把“一次性武器”变成了“三次性武器”。在理想状况下，与敌兵器相碰时，第一击损坏了刃部，第二击调转另一面刃部，也损坏了，到第三击，刃部已经飞出去，只剩下芯部，说不定还可以顶住一击。。。所以最终它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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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长兵器和所谓“七米长矛”问题：
　　秦兵马俑坑和其他秦国遗迹中出土的长兵器，有矛、戈、戟、铍、殳、钺六种。其中戈仅一件，不用说它；钺也很少，不是主要兵器，不用说它；剩下的四种中，铍是长矛的一种，通俗的说就是用短剑作为头端的长兵器。有人认为它就是古书上的“夷矛”，因为战国时的读音中“夷”跟“铍”读音近似，因此铍就是矛中长大的一种。它的使用方法跟矛没有区别；矛是古代普通的刺击长兵器；戟（中国戟）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长兵器，通俗的说它是把戈和矛合为一体，可刺可凿，可推可拉，从战国到两汉，它是中国军队的主要长兵器；以上三种长兵器多出土于一号坑。而秦殳有三棱锥体，用于指挥部执勤，可能是为了防止有刃兵器误伤指挥部人员而配置的相对安全的长兵器，在一号、三号坑中均有出土。
　　这些兵器除一件铁矛外，全是铜兵器。对它的金相组织有不同的说法，袁仲一先生认为秦矛含锡１８．６０％、含铅０．７５％、王学理先生认为秦矛含铜６９．６２％、含锡３０．３８％，从上述数据看，似乎王学理先生没有分清楚铅和锡，不过这不大可能，也许两家所检测的实物不同。对于秦长兵器的机械性能没有明确的说法，袁仲一先生只是笼统的说其硬度超过一百度，这里的一百度是什么？布氏？洛氏？维氏？搞不清楚，从它的含锡量推断，秦矛硬度在ＨＶ１５０左右，而如果按王学理先生数据，则是恐怖的ＨＢ４３０。韧性方面，秦长兵器也跟秦剑一样的不足道。不过长兵器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属于一次性兵器，所以问题倒也不显得很严重。
　　秦长兵器多采用木秘，少数采用积竹秘（秘就是柄），秦的积竹秘，以数根较粗的竹篾为芯，周围包上若干竹篾，然后用丝线捆扎，涂漆。这种秘比木秘较为坚韧，但不如楚国以木为芯的积竹秘。
　　可靠的秦长兵器长度数据开列如下（出自《论秦俑军队“长矛手”及其战术》，《文博》１９９４年第四期）
　　　
　　从表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出，秦俑一号坑中的长兵器无论通长残长，都没有超过４米的。由于是大量出土，因此情况比较明确。对秦长兵器的长度，袁仲一、王学理两先生的著作中也有数据开列，情况基本相同，不再赘述。而二号坑中那支残长４３０厘米的兵器（？）情况不详，留到下面再说。
　　为什么已知秦长兵器没有超过四米的呢？说起来要涉及古代军队作战的战术问题。我们知道，长兵器部队作为古代军队的主要部分，是军队交战时攻击敌军和遭受敌军攻击的重点。不用说，长兵器长过敌人，就可以在敌人兵器伤害我方人员之前伤害敌人，对作战是非常有利的。然而长兵器并不是越长越好，因为同样的，长兵器越长，对使用者的体力和熟练程度要求就越高，同时长兵器阵型指挥起来就越困难，变换队形就越复杂。这样就必须求得一个“最优解”。通过长期实践，古代各国不约而同的采取了若干办法来充分发挥长兵器的威力：一是尽可能的减少军队中长兵器的种类，根据实践，矛成为长兵器之王。历史上成功使用长矛的军队，如腓力和亚历山大时代的马其顿军，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长矛兵等，基本上全军使用同一种长矛，制造工艺和长度都一样，这样就可以避免调度的困难，而且降低了某一支部队因故不能到位时对军队战斗力的影响，如果出于某种原因而设置其它长兵器，那么也应当只有一种，如著名的瑞士方阵，原本单纯使用戟，作战不利，为了抗拒骑兵冲击，改为以长矛为前锋，以戟为中坚；二，统一兵器长度，经过长期实践，基本上确定了三个长度：如果要左手持盾牌，则长兵器长度以３米为上限、如果双手持长兵器，那么根据作战对象的不同而定，如果对手是步兵，为了保证方阵灵活性，长度控制在４－５米之间，如亚历山大时代的马其顿长矛长度为４．３米；如果对手是骑兵，那么显然步兵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比拼机动性的了，这时长兵器的长度可以长些，防止骑兵驰突，如瑞士长矛长度达到了６米。无论取哪种长度，全军的长兵器应尽可能的保持一致；三，长兵器过长，则阵型必然不灵活，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必须用灵活且擅长肉搏的士兵保护阵型的侧翼，这样的兵种有轻步兵和骑兵两种，骑兵的问题不大，而轻步兵为了保证灵活性，一般不用长兵器，不穿重甲，使用短兵器接敌。
　　也许关于古代战术的话说得太多了，但为了说明秦军长兵器的问题，我觉得还是不得不说得多些。下面讲秦国长兵器使用的问题。秦兵马俑的军阵排列，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这点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加以说明），无论从哪种角度都不能说这是个合理的阵型。向着两侧和后方站立的弩兵、混杂在步兵中的战车、站在弩兵中显得非常唐突的长兵器手，这一切似乎说明秦兵马俑中显示的是一种检阅队形或者摆ｐｏｓｅ的队形。然而通过对秦俑坑及其它出土文物的观察我们还是不难发现，秦军（也包括其他华夏国家的军队）是一支还没有摆脱战车影响的步兵时代的军队。这支军队依然把战车视为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骑兵还不具有近战格斗的能力，这样，对军队灵活性的要求必然很高，因为统帅必须时时刻刻考虑到笨重的战车如何使用，更重要的是，这支军队的两翼竟然严重缺乏有效的防护！在其他国家，要么用骑兵，要么用轻步兵作为保护军队侧翼的兵种，而秦军的骑兵不具有格斗能力（原因是东方国家落后的马术和华夏国家青铜兵器质脆易折），它的步兵也完全没有合适的短兵器——用含锡量２１％的铜剑是完全无法进行肉搏的。这样一来，步兵阵型对机动性的要求必然极高，否则一旦出现敌人从两翼进攻的局面，军队就会立即崩溃。华夏国家之所以非常重视谋略，除了跟士兵的缺陷有关以外，也跟兵器的缺陷有关，因为缺乏善战的骑兵和坚韧的格斗兵器，造成阵型两翼缺乏防护，一旦遭到突击就九死一生。这样，设法突击敌人的侧翼就成了上上之选，谋略（简单点说是避开敌人正面打击其侧面及其它弱点的战法）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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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明白了秦军中不可能出现过长的长兵器的主要原因了，这样一支军队不可能在自己的阵型中设置一种非常笨重，指挥调度困难的长兵器，来使自己两翼薄弱的弱点显得更加严重。实际上这个问题《周礼·考工记·庐人》已经提到了：“攻国之兵欲短，守国之兵欲长。攻国之人众，行地远，食饮饥，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国之人寡，食饮饱，行地不远，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长。”尽管古人没有系统的战术学，但攻击状态下的军队常常不得不暴露自己的两翼，这点却是知道的，为了保证军队的机动性和灵活性，长兵器不可过长——而秦军恰恰是处于进攻状态中的军队。另外不要忘记，马其顿人和中世纪后期欧洲长矛兵的体质和训练，都远超过战国后期强征的瘦弱的秦军士兵。他们使用长矛的能力无疑是超过秦军的。
　　让我们放宽眼界来谈这个问题，首先，据目前出土的实物，春秋战国到两汉都未有长兵器超过５米的例子，这是最有力的证据。根据实物，春秋战国时期矛的一般长度是165一220厘米之间，最长为297厘米；随着步兵时代和稍后的骑兵时代的到来，中国长兵器的长度不是更长了，而是缩短了，汉代步兵戟２．５米就已经嫌长；其次，根据中国古书《周礼·考工记·庐人》的建议：“凡兵无过三其身。过三其身，弗能用也。而无已，又以害人。”这条原则在古代是基本上被遵守的，也是正确的。是古人根据实践总结的经验。按战国时男子１．６６米的身高计算，身高的三倍就约合５米，正好与其它国家古代的实践保持一致。还有一个问题是穿皮甲的步兵，要持有盾牌才能提高其生存率。实例是出土的汉代壁画，汉军的步兵往往被描述为右手持长兵器，左手持盾，这样的兵器配置后来成为中国步兵的标准配置，当然长兵器就更不会长到哪里去了。后世的史书对兵器的描述越来越多，越来越详细，汉代矛长２米、骑兵时代的明枪长一般为３．７米、清朝的枪长４．４米左右。可见即使到了铁器时代／骑兵时代，对步兵的灵活性要求已经大大下降，中国矛也同样没有达到欧洲矛的长度。一个王朝的兵器不会脱离它的时代而存在，在秦之前之后，都没有如此夸张的矛存在，为什么秦朝就能偏偏脱离传统，脱离实践，搞一个这样出格的东东呢？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那个所谓的“７米长矛”的情况。这个东东最初出土于一号坑第１０过洞１号车前右侧。木杆遗迹长６．７米。后来在第二次发掘中，发现在后面双车编队中也有类似长杆，且所在区域中“正好”有多乘具金、鼓的指挥车和随车步兵。（以上均见王学理《轻车锐骑带甲兵》），即使二号坑中那个长杆果真是长矛，它们在出土兵器中也是十分少有的，那么就不能不存在疑问：别的长度的长兵器都多有出土，为什么这种超长长矛就如此罕见，以至于除了秦俑坑以外就没有出土了，在秦俑坑中也只有那么区区几件呢？它们又为什么偏偏总是出现在战车的旁边呢？战车上的人拿着这样的长矛，是不是想掉下车来？随车步兵手持这样的长矛，是不是想积极的误伤车上战士？
　　合理的解释很简单：它们是旗帜，仅此而已。这是王学理先生的看法，我赞同。为了指挥军队的便利，旗帜高高矗立在军队上方是很正常的，而旗杆头端有矛头，也是可以理解的，凯撒就曾用旗帜的尖端刺死向他冲来的逃兵。另一个合理解释是：它们也许根本就不是一物！《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说:“39号秘，矛头己从秘端脱落，长250、径4厘米，后端残断。但和其前后衔接的又有一残秘，长345、径4厘米，末端安有铜悼。此两件残秘是否原为一物，即长600多厘米的矛秘，尚难判定。”并附了原图，以备参考。上述解释无论哪一种，都比“长矛”说要可靠。因此，所谓“７米长矛”最多也只能算是个悬案，现阶段无法肯定，还要等更多文物出土才能确定其有无。
　　那么，为什么在类似文物没有更多出土，古籍也不支持此发现的情况下，有的作者，包括著名的《复活的军团》编剧在内，一定要坚持这是长矛，甚至根据这些仅此一见，还尚未肯定的证据，煞有其事的复制了一个所谓的“７米长矛方阵”呢？——其实即使那就是长矛，根据复原结果，它们也是随车步兵所持，根本成不了什么方阵！我看过有关书籍和论文，呵呵，发现一个“巧合”：作者都提到了马其顿那个“７米长矛”。根据我国近些年来的风向，我估计，这些作者先生是不服气欧洲人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长矛，所以要炮制一个新的“中国领先”出来。可惜啊，这些先生们看书还不如我这个业务员仔细，史书明明说得很清楚，亚历山大时代，也就是马其顿军队所向无敌的时代，他们的矛不过是４．３米（１４英尺）长。只有到了希腊化时代，安提柯王朝这种活宝，才把矛的长度加到了６－７米。这也符合《周礼》上所说“攻国之兵欲短，守国之兵欲长”的定律。而且这些使用超长兵器的活宝，除了被罗马军队残杀以外，还做出过其它伟业来么？
　　好的，就算这个东东，确实是长矛吧，就让我们又占据了一个世界第一吧。那么局面是怎么样的呢？恭喜大家，秦军拥有了一个全世界最复杂的阵型（即使不算这个“长矛”，秦军的阵型本来就已经够复杂的了），在这个阵型中，战车和步兵搞在了一起，六种长兵器彼此交错，２．８、３．５、７米的长矛，在战车后面摇摆。可以想见，统帅要花多大的力气，才能把阵型摆出来。而且这个阵型的两翼，空空如也。。。即使是希腊化国家，拥有坚固的盔甲、装备各种合意的短兵器、保持强有力的骑兵，它们也无法妥善的运用那个超长矛，而我们的青铜时代的秦军，居然也敢使用这种怪诞武器！
　　似乎东方国家总喜欢搞多种武器的配合。印度也是一个例子，可惜它在军事方面不过是个侏儒。而战国时代华夏国家之所以长兵器纷杂，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它们处在从战车时代向步兵时代过渡的历史进程中，在这一进程中对多种武器进行试验是正常的。到了汉代，长兵器基本上固定为矛、戟两种。长度也维持在２－２．５米之间，这样，步兵可以持盾，骑兵挥舞兵器也相对灵活。从这个历史大势来看，秦人不会装备那样的超长矛。如果它装备了，那倒真成了笑料了。
　　关于长兵器还有一点要说。为什么华夏国家在西周到春秋如此喜欢戈，而到了战国如此喜欢戟呢？这跟一向使用矛的国际惯例不是矛盾的吗？原因倒也简单，戈以凿、钩、推为主要杀伤手段，回避了对兵器韧性要求较高的刺，而对穿皮甲的士兵又有较好的杀伤效果，所以能够在华夏国家流行。戟基本上是矛＋戈，它的流行，最初也是出于同样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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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弩与弓：
　　中国历史上的战国到两汉，是弩的全盛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弩甚至有取代弓之势。以后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还有说一说有关古代弓弩的问题。不过秦弩跟后来的弩性能相去甚远，这就给我的说明带来了困难，本来射击兵器的性能就是中国古代兵器性能中最容易出现夸张，也最难了解的。对于近战兵器，大体上了解其金相组织就可以知道其性能，弓弩却要复杂得多，弓身长度、材料，张弦力度、箭支外形和箭镞机械性能都会对其性能产生重要影响。而关于了解中国古兵器性能的特殊困难我准备在贴子的末尾讲到。
　　第一个问题是秦弩的威力有多大？对于所有的中国古代弩来说，其威力都是由其张弦力量决定的，大体上张弦力量越大，弩箭的初速就越大，自然威力（射程和穿甲能力）也就越大。这样，秦弩，也包括所有战国弩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它们没有铜廓。没有铜廓的弩能够达到多大的张力呢？这个从来没有中国的专家说过，所以我也不能肯定。所以只好靠推测。出土的汉代代铜郭的弩有六石的，可见六石弩就需要铜郭了（否则出于节省成本的考虑不会设置），那么可以把秦弩的张力上限审慎的定为四石（汉制），合１２０公斤，这个推断是否正确还有疑问，因为我印象中似乎有汉弩四石的，也有铜郭。另一个问题是战国后期是否有铜郭？有的说法是有，但未经证实，以上两个问题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考古发现来证明。但至少绝大多数战国弩没有铜郭，这点没有疑问，秦俑坑就是一个明证。
　　那么，这种无郭的弩威力到底有多大呢？论证的最好的办法是复原古物和进行风洞试验。实际上已经有人进行了这种工作，耗费不高，但结果却没有公开。只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系列的《军事技术卷》提到战国弩时提出臂张弩的射程为８０米，蹶张弩和腰开弩的射程是两到三倍，《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４年第三期的《先秦两汉时弓弩礮的制作技术和作战性能》也有类似说法，似乎有所本，只是不知道究竟论据何在。所以我现在只好根据汉弩的性能来说明了。汉四石弩的最大射程，目前所见的为２７８米，考虑到无郭结构对弩性能的影响，似乎可以对秦弩的射程略有下调，那么可以暂定为２５０米。这个推断的前提是秦弩和汉弩外形几乎一样，因此在张力相同的情况下威力类似，且秦弩张弦力量确实可以达到四石。
　　由此带来第二个问题，战国后期华夏国家的弩采取何种张弦方式呢？一方面这些弩没有踏张装置，而且张力较小，似乎也用不着脚踏张弦和腰张弦；然而另一方面，汉式弩同样没有脚镫，汉代壁画上却明明白白的绘出了士兵双脚踏着弩弓张弦的情景，而且如果秦弩的张力果真可以达到１２０公斤，那么踏张还是必要的。从秦俑坑来看，秦弩兵都呈持弩待射状态，所以，对于秦弩（也包括战国弩）到底采用何种方式张弦，现有资料不能证明。只能根据战国时代的文献和当时的战术需要来进行推测。
　　关于战国时期的弩的张弦方式，出土文物不能有所证明，可以明确为战国时代的艺术品和文献上也没有详细说明，只有《孙膑兵法》上有“发于肩膺之间，杀人百步之外”的话，这里明白的说明当时弩的张弦方式是臂张。另外《荀子》上所说的魏武卒的十二石弩，无论如何计算其张力，都必然是踏张弩。此外汉代成书的《战国策》“韩一”中说过：“超足而射”，《战国策》不仅成书晚，而且行文多有夸张，不能作为史书看待。关于这段记载我在下面还要谈到。
　　在文献和文物不能说明问题的情况下，只有根据战国的实际军事条件进行推测。我们知道战国时代以步兵作战为主，作战的一般样式是双方彼此逼近，用弓弩射击后进行肉搏战。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当时无铜郭弩的性能，射击距离不超过１２０米，如双方处于不断逼近重，那么不出３０秒就会接敌。这里还要考虑到弓弩兵退后的时间，所以实际射击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有“临敌不过三发”的说法。而如果进行战车作战的话，那么射击时间就更短。为了充分说明战国弩的使用状况，这里又要涉及古代战争的常识了，为什么战国两汉的兵书和史书上总是强调弩要齐射，“万弩齐发”、“千弩俱发”、“强弩雷发”、“材官驺发，矢道同的”、“二十强弩共射一人”呢？原因很简单，如果弩兵各自射击，那么在我大量箭支射向敌人的情况下，射手是根本无法看清自己的箭的落点的（另一个原因是弓弩的箭矢飞行速度慢，易受风力影响，落点范围大。这点以后我的贴子里要谈到），当然也就无法判断射击效果，而如果采取齐射，则指挥官可以从敌方伤亡表现来判断射击效果，修正射击方向和仰角。这也就是为什么战国到两汉都强调齐射的原因。至于到唐宋时期对弩的使用从强调齐射逐渐变成强调轮番射击，我以后再说明其原因——同样很简单。
　　在这种不断逼近对方，且必须进行齐射的情况下，腰开弩显然是无法再张弦了，当时的弩的技术水平也无法达到腰开弩所需的巨大张力；而脚踏弩的再装填也十分困难，不要忘记在步兵战中，前进的军队必须取齐。参差不齐的队形容易被敌人所乘。脚踏弩必须站着张弦，这也就意味着整个弓弩兵阵列必须先取齐，后张弦，再齐射。在双方军队不断逼近的情况下，他们几乎也是无法再张弦的。
　　而臂张弩显然就没有这些问题了。他们进行第一轮齐射後，可以很方便的在行进中张弦，只需用眼睛余光大致保持队列的平整。然而臂张弩的张力很有限，且由于受到弩臂的阻碍，张弦甚至还不如弓方便，考虑到弓对弩的射速优势，这也就意味着臂张弩的威力并不高于弓。
　　因此要描述战国后期的弩兵野战的话，大体上有两种可能，第一种：若使用脚踏弩，弩兵在双方逼近到一百米左右的时候进行猛烈齐射，之后就退入战阵后方，由近战兵冲刺肉搏；第二种，使用臂张弩时，弩兵在７０米距离上发动第一次齐射，之后在逼近过程中进行第二次射击（因距离很近，无需齐射了），之后迅速退入战阵后方，这个方法对士兵素质的要求很高。合理的推断是，战国时期的华夏国家军队同时使用两种弩，视实际情况不同加以运用，大体上在野战中多用臂张弩，而在攻守城时多用脚踏弩。而秦俑一号坑中前三排弩兵都呈站姿待射，很明显的显示出臂张齐射的特征。
　　尴尬的是，中国弩是很难在肉搏战发生以后支援近战兵的。因为它们的张弦力是一定的，不可调节。如果使用普通箭镞的话，在战线后方的弩兵根本无法把箭射向距离自己仅有３０－７０米的敌人。也许秦俑坑中那种超大的箭镞就是为了弩兵在战线后方射击敌军所用的，沉重的箭镞大大降低了弩的射程，也大大增强了对近距离敌人的杀伤力。当然下面我还要谈及这个问题。
　　从历史的经验看，真正适合于步兵的射击武器不是弩，而是长弓。那么为什么战国到两汉之间中国人偏爱弩，甚至几乎达到了要用弩淘汰弓的地步呢？除了追求弩的威力和齐射效果之外，一个很大的可能是中国弓的质量还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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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在《周礼·考工记》的“弓人”篇中详细的讲到了弓的制作方法，从今天来看，这些话的大部分也是合理的。但要知道，说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了。目前出土的战国弓主要集中在楚国，其长短相差悬殊（可确认的弓长从７０厘米到１６９厘米都有），且有一个很怪诞的特点：凡是木弓，基本上是单体弓；凡是复合弓，几乎一定是竹＋角制成。我们知道单体弓性能十分有限，而竹材并不是造弓的好材料，这样，楚弓的性能就非常有限了。
　　——这里要搞清楚一些概念。我国的作者往往把只要不是由单独一种材料构成的弓都称为复合弓，这并没有错，但容易引起概念的混淆。所以我们最好按照皮特·里费斯的定义，把用相同或相似材料几层叠合或数段拼接而成的弓称为“合成弓”，而把弓体由若干性质不同的材料构成的弓称为“复合弓”，最典型的配置是木和动物的肌腱或角质搭配，这种弓在中国被称为“角弓”。
　　秦弓目前出土很少，我所知的唯一一件也是竹干复合弓。看来华夏国家制弓技术不佳不是个别现象。其实这也是很正常的。任何技术的掌握都要有个过程，制弓也是如此。西亚从公元前三千年代起就掌握了复合弓制造工艺，但直到希波战争时期，西亚的弓仍然威力不足，直到帕提亚时期才放出异彩；人类史上最早的弓实物出自欧洲，但直到罗马时代合成弓技术才走上正轨，到东罗马时代才以长弓的优异性能震慑波斯。中国在商朝时开始掌握复合弓（合成弓？实物无法说明）技术，到战国时代仍不能很好的制造弓是正常的。中国的角弓直到汉代才接近和达到西亚的水平，而长弓的普及是唐代的事情。
　　当然也不排除一种可能：楚国的弓很差，比其他华夏国家要差，但从古文献可以得知，楚国的弓是有名的，况且战国制弓技术还有秦弓作为佐证。因此这种可能性很小。关于这点，还要等更多战国弓实物出土才能肯定。
　　推测之词，终究是不大靠得住的，所以我打算把秦弩的性能抄在下面，以供有理科知识的朋友参考研究。
　　“目前，秦诵坑出土的弓多和弩相连，系弩弓。弓材为木质，长130－144厘米，弣径3—5、萧径2—3厘米。弓干用皮条缠扎，表面涂漆。弦长108－124厘米，径o．6－o．8厘米。弓置于弩臂的含口内。弩臂为木质，长70－76厘米，宽4—5厘米，厚5．5—7厘米。弩臂的前端有承弓的含。含的上唇长3．5厘米，下唇长4—5厘米，上下唇的宽度与弩宽同。弩臂的前端距含6－11．5厘米处，左右两侧各有一长方形耳(即木橛)，耳长2厘米，宽2厘米，厚1．5厘米。用两根绳前端缚弓，后端分别系结于左右耳上，使弓固着于弩臂的含口内，以防射击时由于弓干弛弭时的反作用力使弓与弩臂脱开。弩臂的后部有用竹片作的关。竹片宽3．2厘米，厚o．5厘米，关的内径宽11—12．8厘米，高5．8—7厘米。关后有木托，托呈长方橛状，长约8厘米，厚约2厘米。上端插于弩臂的铆口内。铜弩机安装在弩臂的后部，望山和钩牙露出臂面，悬刀位于关内。弯臂的正面有承箭笴的槽，槽宽约1厘米，深o．5厘米，槽长由望山直达含端。弩臂的上部为平面，下部呈圆弧形，左右两侧的中部内凹呈弧形，这样便于握持。弩臂通体涂褐色漆。弩臂后部安装的铜弩机，均无廓，素面，由悬刀、钩牙、望山、拴塞等部分构成。秦俑坑的弩和战国弩的形制基本相同。”（以上抄自《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第１７７页）
　　可以看出，秦弩采取了加厚弓弣的办法来增强弓力，这也是后来所有中国弩的结构特点，至于秦弩增厚弓弣的效果，这个我不知道。另外秦弩弓均为木质合成弓，木种不详，根据陕西植被状况，质量优秀的秦弩应当以柘木、桑木这样坚韧的木材作为制弓材料，而弓弦据说多由丝绳或牛筋制成。另外请注意一点，有的复原者将秦弩装弓袋（韬，通套）中的支撑木误为秦弩弓上的支撑木，并以此复原出了一张难看的带支撑木的弩弓，这是可笑的错误。其实秦弩跟其他华夏国家的弩一样，弩弓跟普通合成弓没有什么差别。
　　箭镞的机械性能也是弓弩威力的重要因素，关于秦镞的溺美之词我们已经听得够多了，现在就小小的分析一下它的金相组织。秦箭镞含锡在１１．１０－１７％之间（多集中在１１．１０－１２．５７％之间），含铅在３－７．７１％之间。均一次铸成，未经任何锻打和热处理（关于这点，恐怕还需要更多的检测来证明，因为秦箭镞的含锡量处于可锻打范围内）。其硬度取值范围在ＨＢ８０－１５０之间，据对一支箭镞（含锡量不详）的检测，其硬度为ＨＢ１００。而其组织剖面显示大量α＋δ共析体，可见韧性依然不佳，但要强于秦剑。
　　我想够了，任何头脑还算清楚的人看了以上的讲述都会对秦箭镞的威力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硬度ＨＢ１００是什么概念呢？还不如埃及第一王朝时期铜兵器的硬度（那时的扁平斧刃口硬度为ＨＢ９２－１１２），更可悲的是如此之软的箭镞韧性还很不好。经常有人幻想用秦的强弩去射击马其顿的金属铠甲，战无不胜。那么马其顿盔甲的硬度是多少呢？铜甲硬度的取值范围为ＨＢ１２０－２００之间（实物测验值为ＨＶ１７５）、铁甲性能不详，但至低不低过ＨＶ１００（即按古法锻打退火的含碳量０．１％的熟铁），而且无论铜甲铁甲，韧性都远超过秦箭镞。我们知道盔甲抵御箭镞不一定要很硬，十字军时代的欧洲骑士所穿着的也是熟铁制的锁子甲，突厥骑射手射出的箭已经很难伤害他们，说实话我看过的书不算少，还是第一次看到攻击性武器居然比盔甲还软！居然想用这样可怜的箭镞来打败穿着金属盔甲的敌人，这不是彻头彻尾的幻想又能是什么呢？那么，能不能用提高含锡量的办法来加强箭镞的威力呢？能，汉铜箭镞就将箭镞含锡量增加到了２２％，硬度可以达到ＨＶ２６０左右，威力远比秦镞高——不过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对方没有穿着金属盔甲，否则如此脆的箭镞一碰到盔甲就会破碎。秦箭镞跟其他秦兵器有一个不同之处：它的含铅量较高。这似乎是为了利用铅毒，但稍了解冶金学的人都知道，作为青铜一部分的铅，它的毒性已经消失了——道理很简单，就象我们体内充满Ｈ２Ｏ，但绝不会因为Ｈ２＋Ｏ２而爆炸一样。了解了秦箭镞的实际威力，那些糊涂话可以从你的脑子里抛掉了。令我觉得特别奇怪的是《复活的军团》煞有其事的说：秦箭镞的外形跟现代的子弹完全一样。我想不出这句昏话是怎么说出口的，无论从哪个角度，正面侧面背面看，秦箭镞跟现代的子弹都完全是两码事。更重要的是现代的子弹采取旋转稳定原理，而秦箭跟历史上的其他任何箭支一样，主要通过尾羽来保持稳定，其次才是箭杆的笔直程度和箭镞外形。总之这句话跟前面说过的秦剑硬度的话一样都属于典型的１００％昏话。
　　关于秦弓弩没什么可说的了。在当时世界上，印度弓箭可谓举世无双，配合熟练的印度弓手，唯有印度长弓才可以令肆无忌惮的希腊重甲步兵想起射击兵的存在。其次是帕提亚、斯基泰和罗马射击兵。至于华夏国家实在排不上号。中国射击兵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是西汉的事。至于华夏人一向重视弓弩，这倒是个事实，原因倒也简单，对于没有良好防护的军队来说，从远处飞来的箭支，不管它的箭镞硬度是多少，都是非常可怕的。
　　顺便说一说那个伟大的射六百步之外的弩。它的出处是《战国策》韩策一以及《史记·苏秦列传》，内容几乎一样，看来刘向和司马迁的资料来源是一样的。原文如下：“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溪子、少府、时力、距来，皆射六百步之外。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远者达胸，近者掩心。”从前我曾经把它当作值得认真对待的话语，现在看来显然是太认真了。不信？翻译一下就明白：“天下的强弓劲弩，都出自韩国。溪子弩、少府弩、时力弩、距来弩，都能射到８３０米之外。韩卒脚踏张弦，连射一百支箭也还有余力，精确度是远处保证命中半径２５厘米的圆，近处保证命中半径５厘米的圆。”很显然，这里描绘的是一种超人。无怪乎这样的超人以一当百不足道了，秦军哪里值得一说呢？即使英军拿着Brown Bess燧发枪来，跟他们对射依然只有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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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严肃些的考证的话，那么到底三晋的“步”和“石”到底折合现代的公制是多少米，多少公斤，是个严重的问题。战国时期的度量衡除了秦国情况比较清楚外，其他国家都不甚清楚，甚至一步到底是不是合六尺都不清楚。有说齐国一尺合１６．９厘米的，但证据不足。我见到有一种说法是当时的三百步合１００米，如果这样解释的话上述战国策的内容是可以说得通的，但这种说法的出处不知何在。另一方面值得正视的是《荀子·议兵》中的“十二石之弩”。如果按中山国一石合９．６公斤的权制，也是可信的。前述《秦陵弩和铜镞制造工艺的模拟试验研究》中也有秦三石合４５公斤的说法，不知出处何在。而如果用战国较普遍的２５０克一斤来套传统的“三十斤一石”，则十二石之弩不可解。
　　最后，我认为秦（包括战国后期的其他华夏国家）的臂张弩射程为１５０米左右，若有踏张弩，则其射程上限为２５０米左右。另除上述《孙膑兵法》称弩射程可达百步之外以外，《墨子·备城门》称木弩的射程要求在五十步以上，可供参考。由于当时的弩只是“加臂之弓”，且弩箭跟弓箭差别不大，所以弩的威力大致跟射程成正比。这个估计跟《中国科学技术史·军事技术卷》上的估计相比偏高，而跟《复活的军团》所称三百米射程偏低。看了电视和改编的书都没有发现该数据出处何在，我希望不要是在西汉的六石弩基础上进行的“合理推测”。
　　还要说一下，网上对弓弩的射程往往非常着迷。但射击兵器的射程和威力不一定一致，它还跟推动箭镞（子弹、炮弹）的方式，以及箭镞（子弹、炮弹）的重量、外形等有关，这点要记住。如欧洲中世纪刚从中国引入脚踏弩时最大射程为２５０米，到了使用钢弓且发明张弦器以后，弩的射程反而只有１５０米了，原因就在于为了穿透板甲和增强杀伤力，欧洲弩采用了方头镞，它在近距离上的穿甲能力要超过长弓。另一个较远的例子是，二战时期的坦克炮射程比今天的坦克炮远得多，原因我想你明白。
　　另一方面，古人对自己武器的性能大体上还是了解的，他们不会对弓弩提出过分的射程要求，如汉弩射击训练中有十二发十二中的情况，可见靶子摆得不远。而宋的要求是：使用专用于考试的超强弩（初速比实战用弩快），在１５０米上连续射出１２支箭，５中为及格。
　　　　最后谈到秦俑二号坑中弩兵“阵”的问题。袁仲一先生和王学理先生都认为那是一种教习场面的再现，但在我看来，这个场景非常奇怪，近乎不可解。如果是战阵，而又确实采用了逐排射击的持续射击战术，那么表现出来的理应是前排蹲、后排射。如果是教习，同样应当是前排或蹲或坐，后排站立，方便看到教官的动作要领，无论是战阵还是教习场景，都决不应当出现中间蹲着，四周站着的弩兵群。有很多作者解释说中间蹲着的弩兵是正在张弦，等外围弩兵射完，它们起身射击。但稍懂军事的人都知道，战术动作必须精简，这样才能在混乱的战场上容易完成。而无论秦弩兵采用何种方式张弦，都绝没有张弦后蹲下的道理，臂张弩当然是要站着张弦才能用尽臂力；脚张弩应当是站着张弦；即使是腰开弩，坐在地上张好弦后都应当立即起立，准备射击。在张弦和射击之间莫名其妙的加上一个蹲下－站起的动作，是为了什么？即令确实是要蹲下，那么为什么不是前排射，后排蹲，而是中间蹲，四周射？这种战阵完全是不可理喻。也许中间蹲下可以避免敌方的箭支射中，但这种效能是非常有限的，得不偿失——不要忘记他们四周都是站着的战友！至于教习，那就更加不可理解了，中间的人根本看不到教官的动作。总之，这个二号坑弩兵“阵”是一个军事盲的产物。很难估计它形成的原因，也许排列二号坑的官员不懂军事，想当然的进行了排列，但在尚武的秦国，这种可能性是很低的；也许是楚国人的恶作剧？但可能性更加低。因为楚国人如果要破坏，会把它们全部砸碎。所以，最后我只能说我不知道二号坑弩兵“阵”到底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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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盔甲：
　　关于华夏国家的盔甲，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那时基本上是皮甲一统天下。我印象中出土的铁甲实物只有燕下都那顶头盔和铁甲片。但嬴政陵出土的石甲胄也许可以修正这种传统看法。因为其中的鱼鳞甲是不少的。而且古书上有关战国铁甲的描述也不算少。然而，铁甲出土实物少确是个不争的事实。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看来需要等待更多文物发现才能定论。对于秦俑坑中军人防护用具以皮甲为主，跟石甲胄的发现矛盾的事实，我有一个解释：秦俑坑中的陪葬俑，根据“事死如事生”的原则，尽可能的模仿了真实的秦军，而作为明器的石甲胄则要求把理想中的境界表现出来。这种丧葬习俗在今天依然是存在的，死去的老人，用他生前最喜欢的东西陪葬，而烧些纸钱、纸别墅、纸汽车之类作为明器。中国的铁甲出现大约是在战国后期，这种盔甲的制作比较困难，所以不能普遍装备（秦俑坑中，只有中级以上军官才可以部分装备）。但铁甲比皮甲好是人人都知道的，作为明器也是个好选择。然而中国早期铁甲有两种型制，一为仿造西亚的鱼鳞铁甲、一为中国自创的铁札甲，它的编制技术脱胎于皮甲，所以跟皮甲外形十分相似。这种铁甲到西汉中后期才被鱼鳞甲完全排挤，那么战国后期的艺术品，包括秦俑上的皮甲，是否夹杂有这样的铁甲呢？从逻辑上讲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所以需要进一步的文物证据来说明。从现有涂色的秦俑甲胄看，没有显示出铁甲的特征，但也不能排除铁甲涂漆的可能性，当然一般还是认为那是皮甲。
　　华夏国家不能装备铜甲的原因很清楚：缺乏锻打青铜的经验而已。对于盔甲来说韧性是第一位的，而中国青铜器最缺乏的恰恰就是这种性能。
　　关于马甲和马车上的防护用具，从出土文物来看，显然在战国时期，皮马甲已经装备了。而嬴政陵中的石甲胄，据说也有很大的甲片，可能也是马甲，甚至是铁马甲。然而从秦兵马俑和汉兵马俑的情况看，秦汉的战马都是裸身上阵。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多实物来证明。有一种可能性是秦兵马俑坑的战马上本来有甲，但被楚军掠夺一空，不过这种可能性是很低的，因为楚国人不可能仔细到连一片甲片都不留下，而且秦俑身上的铠甲都是陶俑的一部分，一次烧成，没有道理陶战马会例外。我的推断是秦汉战马可能部分装备皮甲，裸马与披甲马之间大约是后世轻重骑兵的关系。至于铁甲，连人都难得装备，况马乎？
　　战国后期的皮甲，基本上以猪皮为主要材质，因为猪是当时主要的肉用动物，数量大且稳定。此外被榨干了利用价值的老牛的皮，也是甲胄的主要来源。而比较难得一见的犀牛皮和鳄鱼皮甲，多用于高级将领，且集中于楚国领域——这点看一看中国历史气候就明白了。有一种奇怪的说法，说狗皮也是主要的制甲材料，我是不大相信的。秦国法律中普遍使用一种较轻的刑罚：赀甲，一般是罚捐一两副盔甲，可见秦国对盔甲很重视。也可以从此看出秦国主要装备皮甲，因为一般人家如果捐两副铁甲，几乎就注定破产了。要知道，在宋代一副铁甲要１１０名工人花费３００个工作日才能完成！
　　
　　战车：
　　战车是一种落后于时代的武器，同样没什么说头。这里主要讲两个问题。
　　首先，战车的根本缺陷是什么？一是机动性太差，非常笨重。驷马战车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高。它只能在平原上作战，而且这平原必须足够大，不能有林木、也不能有湖泊和河流，甚至连与战线平行的田垄，都会成为战车的障碍；一辆战车光是车上的三个人和他们的装备，就至少重１８０公斤，还没考虑到车本身的重量。沉重的战车使马匹不能长期奔驰，同时，它的占地面积至少为九平方米，对于只能靠辔绳驾驭马匹的驭手来说，转向困难；同时，驷马战车的操纵非常困难，驭手靠６条辔绳驾驭马匹，这六条绳拿在手里，很容易弄混；驷马战车的车榖长，一不小心就会搅在一起，令整辆车动弹不得，而马数越多，意外因素就越多，只要一匹马绊倒或受伤，整辆车也动弹不得；因此不难理解，驷马战车居然会追不上那些蛮族的步兵。而且当时的马车没有逼震装置，所以车上的士兵必须很小心，如果过分颠簸可能会摔下来（所以春秋战国的战车上都有扶手）！由于机动性差，驷马战车要进行迂回或其他机动作战是不可能的。作战的流程往往是这样：首先选择一个平坦的地方，然后排列阵势，因为驷马战车难以操纵，所以往往只是简单的排成一列横队，如果战车数量多，则排成二到三列，但前排应留下供后排弓箭射击的间距。然后统帅击鼓，发起冲击。双方先是用弓箭彼此射击，到了近战距离内，因为双方的马首尾相接至少需要４米长的空间，加上车厢前面的长度，双方若相向冲击则距离至少在５米以上，用近战兵器互相攻击很难（即使按《周礼·考工记》建议的夷矛，也不过４．７７米长），所以一般是采取两车交错互攻的近战方式。由于战车数量不会很多，所以即使一辆车被击败或落在后面，本方阵线也会出现明显的缺口，另一方面，因为拉拽车辆的马匹如果太过用力，容易窒息（原因下面讲到），所以华夏国家队车战有严格的规定：每前进一小段距离，就要停下取齐。在这种作战形式下，一旦一方的阵型被打乱，战斗的结局也就基本上确定了。因此在战车时代的华夏国家做个将军是颇为简单却又很难发挥的。他只有一种选择：慢慢移动，慢慢列阵，彼此冲击，然后或输或赢，由于是一次突击决定胜负，因此偶然性很大。
　　第二，战车实在太过“醒目”了。四匹马加上挤在狭小车厢上的三个人，构成了一个非常适于弓弩手射击的目标。本来火器时代之前的射击兵器命中率是很低的，命中单个分散的运动目标十分困难，但战车的庞大笨重恰好使它成为理想的靶子。华夏国家之所以重视弩，跟射击战车有很大的关系——按当时的齐射战法，如果二十弩共射一车，几乎没有不命中什么的道理，而一旦命中驷马中的任何一匹，整个战车都将成为废物一堆。而战车的行进基本上是直线匀速的，没法做出任何规避动作。因此命中率更加大增。战车防御敌方攻击武器的办法，无非是给战马披甲，以及在车厢四周安装装甲。这些办法不仅使战车的机动性更加下降，更重要的是它只适合于抵御春秋的铜兵器，对战国时期高含锡量的铜兵器，防御效果很差。
　　战车之所以在华夏国家能够长期存在，根本的原因还是华夏国家缺乏顶用的骑兵和步兵。在西方，西亚战车的衰落是因为亚述骑兵的崛起；而希腊战车的衰落是因为重甲步兵的崛起。骑兵可以发挥机动性，完成战车完成不了的任务，到了马其顿时代，更可以发挥冲击作用；重装步兵可以作为战斗中坚，取代驷马战车的地位。中国战车的衰落，同样是因为步兵和骑兵的崛起。总之，在历史上，步骑强则战车必弱，这是一条铁律。
　　在嬴政陵修建的时代，战车已经衰落了，但还在军队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说到军队实力时，常常将战车放在第一位，所谓“车千乘，骑万匹，带甲百余万”，所谓“车一千三百乘，骑万三千匹”是也。这时如何在阵列中安排战车成为一个大问题。如果将战车单独列阵，冲击敌军，那么它们很容易陷入敌阵被歼（一如波斯战车在高加米拉被歼）；如果用战车作为步兵战阵的中坚，战车迁就步兵的速度，那么战车被敌军射击的次数会更多，很可能未接触敌人已经溃败。我认为合理的解决办法是在步兵前列设置战车，战车后紧随步兵，战车在距敌１２０米左右（弩的有效射程外）发起冲击，步兵也全速冲锋，这样战车迅速接敌，交战后不久步兵就已经赶到，不致陷入敌阵。但从秦俑一号坑和二号坑的实际情况看，实际上秦国主要的战阵为步兵与战车混合，战车作为作战的中坚，也有独立的战车部队。
　　——以上很多内容出自我从前的《古代兵器简述》战车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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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说一说华夏国家战车的系驾法，从秦铜车马可以得知当时华夏国家采用轭靷系驾法，这种系驾法不勒马颈，对马车比较合适。至于中国的轭靷法是否是从赫梯引进，现在尚不能肯定。不过要注意，在驷马车上只有中间的两匹马（服马）采用轭靷系驾法，而外侧的两匹马（骖马）仍采用颈带法拉车。这点在秦铜车马上反映得很清楚，请注意。这种混合系驾法意味着骖马容易窒息，因此驷马战车不可能进行长距离的快速运动。至于轭靷法比颈带法有多少优势，尚难肯定。有一种说法是前者能拉１．５吨货物，后者能拉０．５吨，也就是前者的效率是后者的三倍，我所见这种说法的最早出处是《世界历史中的中国历史》。该书作者有些地方出现了错误，但对于马车问题还是给出了参考文献的，可惜我没有看到这个文献的原文。此测试的条件应当是使用同样的马匹，在同样的路面上拉同样的车。由于没有见到原文，我无法加以说明。可以参考的是使用颈圈系驾法的欧洲牛车能够比使用轭靷法的中国牛车拉力大４６％，出处为１９８４年美国农业部的一份报告。当年我国的学者曾因此大声疾呼改变农村耕牛的系驾方式，也算一则不怎么好笑的趣闻。
　　
　　重型射击武器——弩炮和投石机：
　　弩炮和投石机大概是古代最具有技术含量也最庞大壮观，最震撼，最吸引人的武器了。尴尬的是，没有任何过硬的证据证明在战国后期，华夏国家装备了这两种武器。
　　目前没有任何实物、艺术品（壁画、帛画、漆器图等）说明那时有重型射击武器。因此值得重视的只有两条文献：一是《汉书·甘延寿传》注引《范蠡兵法》称：“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二百步”。如果能够证实，很显然这就是指的投石机。然而同样明显的是这本《范蠡兵法》仅此一见，无法证实它确是先秦著作——熟悉我国古书的人都知道，我国古代托古著书的现象是很普遍的。如一般认为战国后期著成的《六韬》，就托名于姜尚。如果可以看到《范蠡兵法》较多的原文，就可以判断出它的确切写作年代，可惜现有资料不足以对它进行分析，根据史书考证“五伪”中“著录间断”一条，可以将这本东汉时期突然出现的著作暂定为汉代作品。那么，剩下可以研究的就只有《墨子》卷十四中的描述了，《墨子》多认为成书于战国，而墨家是小生产者的学派，他们对于技术的描写很大程度上是准确的。尽管该卷的语言跟《墨子》的其他卷一样晦涩难解，但关于弩炮还是清楚的：“矢长十尺，以绳系箭矢端，如如戈射，以磨鹿卷收 。”长十尺的箭矢，按最小估计也长１．５米以上，必是弩炮所用无疑。而投石机是否有，则跟对“籍车”的解释有关。按一般逻辑，有了弩炮，投石机也必然存在。
　　《墨子》的语言晦涩不明，对于了解当时弩炮和投石机的性能造成很大困难。从《墨子》中对连弩和籍车的描述看，作者要求在敌军逼近城墙时使用它们，可以推断出这两种武器的射程有限，另连弩竟要求在大箭尾部系上绳子，以利回收，这当然也会严重影响弩炮的威力。中国人似乎始终有一种一窝蜂情结，喜欢让弩炮一次发射出很多支箭，殊不知这样做只能造成弩炮结构复杂，而且箭矢发射时彼此碰撞干扰，使威力大大下降。
　　另外耐人寻味的是，《墨子》中没有提到敌人使用重型射击武器攻城的应对措施。当然这也有可能是因为有关章节已经缺失，因为《墨子》的残缺是不少的。
　　除了《墨子》以外，战国乃至两汉涉及重型射击武器的文献都非常少且简单，如西汉的“大黄弩”究竟是什么东西，目前无法弄清。这就更加增加了研究的难度。
　　我们知道研究历史最重要的就是文物，遗憾的是可以确认的战国重型射击武器实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可期待的只有秦俑二号坑出土的Ⅰ式和Ⅱ式大铜镞。Ⅰ式大型铜镞计发现３６支，镞全长４１厘米，重约１００克。镞首呈三棱锥形，长4．5厘米，重约50克。铤呈圆柱形，长36．5厘米。铤上存有缠绕的麻丝遗迹，证明铤原来全部插入笴内。Ⅱ式大型镞共661件，全长33厘米。镞首较I式镞瘦小，亦呈三按锥形，有三个倒刺和血槽，底呈九边关，长3．4厘米。铤为圆形，分为前后两段，前段径０．5，后段径０．2厘米，两段系一次铸成。后段铤上缠有麻丝，证明铤的前段没有插于笴内。（以上对Ⅰ式和Ⅱ式大铜镞的介绍抄自《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１８０页）
　　从该书中附图得不出排它的结论。秦俑坑中大型铜镞既可以作为弩炮的重箭箭镞，也可以作为单兵弩在战线后方射击近距离内敌军的重型箭箭镞。而从出土情况看，大型镞都出自二号坑，而这里是弩兵、战车和骑兵的营地（按一般说法），并无攻城武器出土。因此将大型镞解释为单兵弩的特殊箭镞是合理的。
　　因此，目前没有任何过硬的证据说明战国后期华夏国家已经有了重型射击武器。但因为《墨子》的存在，因此也绝不能轻易否定这种可能性。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使当时的华夏国家确实存在重型射击武器，这种武器也非常少，以至于没有出土任何可认定的遗物，也没有任何艺术品描述这种武器，同时，除了《墨子》以外没有任何战国和西汉前期的书籍讲述它们。从史书上看，直到三国时代，攻城依然多采用奇袭、撞城门、烧城门、云梯、土山、挖地道、灌水等种种传统办法。弩炮可能的最早出现是在中匈战争中，在攻守城的战斗中发挥显著威力是在南北朝时期；而投石机第一次可信的出现是在曹操对袁绍的战争中，直到唐代才成为攻城战中的重要因素。
　　——有一点很令我困惑：中国的重型射击武器遗物出土的非常少。不仅先秦，在漫长的古代出土的有关遗物似乎只有南京秦淮河中那五具南朝大型弩机。至于重型射击武器其它部件，乃至石弹、矛矢这种本来很容易保存下来的东东，居然至今都没有发现。这跟欧洲出土的古代重型射击武器遗物之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
　　华夏国家的重型射击武器的落后，原因有二：一，什么样的建筑催生什么样的攻城武器。夯土墙是不值得认真对待的。讽刺的是秦人居然连夯土墙都打不牢。秦俑一号坑在建成不久就被雨水冲垮了保护墙，造成部分陶俑和兵器被淹。说起来我们还得感谢这种劣质的夯土墙，正是因为一些陶俑和兵器被淹没于淤泥之下，才使得它们幸免于被楚军掠夺破坏的命运。事实上秦兵马俑坑中大多数完整的兵器，都是从一号坑的淤泥层中发掘出来的。顺便说一下中国缺乏石质建筑也跟冶金技术的缺陷有关。从商朝到两汉，中国无论是铜工具还是铁工具质量都很低劣，无力对坚硬的石料进行切割和精加工。至今出土的东汉最大的建筑石块不过重半吨，相比之下公元前２７世纪埃及人就可以切割加工大量重２．５吨的石块了。二，作为古代技术含量最高的武器，重型射击武器的设计制造需要较高的物理知识，中国人显然没有这样的知识。如希腊罗马投石机采用比例法制造、而罗马弩炮具有万向支架、运用棘齿和齿轮调节张弦力量、大量运用铁部件，甚至弩弓都以铁为之，这些都是中国人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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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好的，基本上灌完了，有些内容出于某些考虑打算以后再灌。比如士兵和战马，虽然在中国古代士兵和战马都是消耗品，但出于尊重人和动物，打算把他们归入战术战略篇中说。另一些问题比如战国后期的铁兵器，非常之无聊且无趣，所以就不打算说了。如果哪位朋友有兴趣，可以发回应，我尽力回答。下面谈谈对我国秦兵器研究的一些看法。
　　跟对南北朝以后的中国兵器的研究相比，对商朝到南北朝的兵器研究基本上是令人满意的，大体上实现了古物研究跟古籍研究相结合。这也为我今天灌水提供了方便。对武器的金相分析基本上是认真的，资料丰富。对射击兵器的研究分析也比较透彻。涌现了许多兵器研究大家，如杨泓、杨宽、袁仲一等。而且有的大学、企业和个人已经开展了复制古兵器的工作，成绩喜人，如有人复制成功越剑，据说几乎跟实物分不出来；有大学已经复制了秦弩和箭镞、有的专家已经成功根据古代条件对青铜兵器表面进行处理而形成了保护层，等等。对于先秦兵器研究，我的希望是：一，能够克服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真正贯彻文物优先的原则，跟国际接轨。跟古代和近代历史学相比，现代史学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将文物研究置于古籍研究之上，文物比古籍具有绝对优先的说服力。只有在没有文物的时候，才能把古籍拿来做参考，但绝不可作为唯一的论据。更不能用古籍否定考古证据。文物优先在欧美早就成为常识，我们看欧美史书，尤其是专业史，都以古物为重要证据，有的如《世界冶金发展史》，通篇都见不到一处古籍摘引。而我国研究兵器的史书，并没有做到这一步。尽管对南北朝以前的兵器研究，因为有大家为骨干，问题没有南北朝以后的兵器研究那么严重，但重古书轻文物、只看书不看物、甚至用古书否定文物的情况都是存在的。许多作者都是通过解释古书来讲述某一时代的兵器，文物说明倒反成了次要段落；有的——尤其是普及类的读物，甚至没有对文物的说明；至于“现在还没有发现，但不等于没有。＊＊书上说。。。”这样公然违反文物优先原则和有罪推定原则的话，也绝不罕见。这些问题在欧美是早已被克服了的，在我国则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二，希望加强兵器复制工作。这也是欧美历史研究的一个长处。通过对古物进行分析和复制，能够得到其真实性能，对兵器研究很有好处。如通过对罗马弩炮的复原，成功的发现古书上对于罗马弩炮的性能有所夸张。我国对古兵器的复制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多古兵器，尤其是射击兵器没有经过复制研究。这样就只能停留在照抄古书的层次，对加强我国史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地位没有好处。其实，复制古兵器虽然的确是要花些钱，但成本并不高，而且非常值得。如陕西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一年门票收入不知多少，而复制秦弩，至多只需１００万人民币（至高估计），战国弩性能的真实数据就可以大白于天下。至于网上那种“古人智慧很奇妙，后人复制不来”的说法，不过是糊涂人的呓语，不值一辨。三，希望对我国青铜时代的铜兵器、农工具的金相组织进行更详细的检测。因为了解中国古代对青铜锻打技术的了解程度如何，对说明那个时代的技术和经济是非常有用的。
　　最后，从前广西图书馆没有开门，所以我灌水很多时候只能凭记忆，难免有些束手束脚。现在广西图书馆已经开门，我又有了网上几乎所有的数据库，资料极大丰富，除了外文无法直接利用外（这对讲述中国历史没有多大妨碍），可以说人们能查到的资料我都能查到，这样就可以把贴子建立在非常坚实的基础上，也就是每一句话都有出处。从前秦大路网友等对我的水贴有所指摘，令我甚觉不爽，现在终于可以反击，哈哈哈哈哈。兹将此文作为礼物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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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剑和西方青铜剑到底哪个脆——献给黄谦同学
作者：laminin 提交日期：2005-4-23 22:17:00
??普MM/黄谦在她/他的作品中把代表我国古代青铜技术的秦青铜剑说成是一碰就折的垃圾，

而且“引经据典”仿佛有很多数据，
　　不过大家都看得出来，她的大多数据都是并非直接相关，而且充斥大量的猜测。
　　我现在提供一些冶金专业相关的数据，对这一问题做一个了断。
　　首先看西方的青铜剑，普MM是这么说的：“除了中国以外其他大文明对于青铜兵器的打造

方法大体上可以表述为铸造＋锻打＋退火，这样造出来的铜兵器，硬度和韧性可以达到一个大

体平衡，从而实现总体机械性能的优良”
　　仿佛听起来象百炼成钢般奇妙的效果，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关于西方青铜剑的成分，普MM/黄谦说：“可将含锡量控制在１０％——这就是西方所谓

的“标准青铜”，因为经过以上步骤制造的含锡１０％的青铜制品机械性能是最均衡的。”
　　“在实践中人们发现铸造青铜时加铅可以增加液态金属的流动性，利于铸造，后来青铜中

加入的铅逐渐确定为５——１５％之间，尤其以１０％左右为常见。”
　　“即使是秦代的铜兵器，其含铅量也是彼此相差悬殊，而且比例普遍偏低，跟西方比例较

高和含量相对恒定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这个是黄谦的原话，大家可以对照他的帖子，我是没有做过任何改动！
　　可见，按黄谦自己的说法西方标准青铜就是含锡10%而且含铅也是10%。
　　这种青铜真的是象黄谦说的那样通过锻打＋退火大幅度提高性能吗？
　　刘宝顺编《铜合金锻造》中讲到：“含锡小于5%的才适合冷加工，含锡5~7%的适用于热加

工。压力加工用青铜的锡含量一般不超过8%”
　　可见这个锡含量的青铜根本就不是所谓的锻打加工的范围！
　　再看铅的影响，在黄谦看来，铅是青铜的一个好伙伴，可以提高青铜的流动性，所以他认

为铅可以提高青铜的性能。
　　任何一本有色金属加工手册都会告诉你，铅的加入可提高青铜的切削性能，而且铅青铜中

的铅以独立的微小颗粒均匀的分布在铜基体中，所以其摩擦系数0.004～0.008（有润滑）比其

它铜合金低1～4倍，所以铅青铜一般都是应用到轴承上。但是铅的加入可显著降低青铜的机械

性能。
　　由于铅在青铜中以不溶的条带出现，因此含铅的青铜根本不能进行热处理，因为铅成分会

成液态，造成青铜的热脆。
　　我在跟黄谦争论这点时，他说“现代青铜，经冷作和退火处理效果更为显著，如Ｑｓｎ６

．５－０．１、Ｑｓｎ６．５－０．４两种青铜，含锡量如标号所示。经机锻后硬态硬度最高

可达ＨＢ２００，且不含δ相。这些青铜，无一例外的，可都含有铅这玩意儿。如果你不同意

，请举例说明。”
　　我查了一下，Ｑｓｎ６．５－０．１、Ｑｓｎ６．５－０．４这两种青铜根本就不含铅，

它们分别含有0.1%和0.4%的磷，瞧，黄先生是不是很无耻呀？怎么还振振有辞地让人举例？
　　更要命的是，黄谦竟然以为加铅能提高青铜的塑性。我下面给的那表格，是国内一个冶金

公式给出的各型号的青铜性能的，Z代表铸造，元素符号代表成分其后的数字代表其百分含量

，大家可注意一下ZCuSn10Pb5（含铅量5%）和ZCuSn10Pb10（含铅10%）两种青铜的性能对比，

他们的锡含量都是10%，前者伸长率δ高达10%，而后者却仅有3%，可见铅的含量升高其实是降

低了青铜的伸长率！
　　《工业用有色金属与合金手册》（斯米良金 索书号：76.3073-659 ss号：10250918 ）中

的含锡8%左右、含铅11~13%的青铜，伸长率也只有3~8%（第307页），而且冲击韧性只有1~1.4

（千克.米/平方厘米），要知道含锡10%的不含铅的二元青铜的冲击韧性达6（千克.米/平方厘

米）（也是本书数据），所以真的是10%铅的加入大大降低了青铜的韧性，降幅足有6倍之多！
　　所以黄先生先前所想当然的加铅提高韧性是完全错误，而且事实是恰恰相反！
　　铅的加入其实是大大降低了青铜的塑性和韧性！
　　也许大家已经注意到了，ZCuSn10Pb10含铅10%锡含量也是10%，这不和黄谦说的“西方标

准青铜”成分一样吗？没错，这种青铜在现代工业中确实就只是铸造用，根本不是加工青铜。

所以这也证明所谓的西方青铜剑不可能通过锻打+退火提高性能。
　　它的伸长率仅3%，
　　在这本书里：《苏联有色金属及其合金手册》（科学技术博士、教授г.и.包哥金-阿列

克赛夫著，索书号：75.7073/180/C.2 ss号：10130898 ），第242~243页，有一个表格。写了

一个含锡9 ~ 11%，含铅9 ~ 11%的青铜型号，就相当于国产型号ZCuSn10Pb10，这个伸长率也仅有

4%。
　　《中国工业材料大典 中卷 有色金属（1999年版）》（ 海钦 向俞 刘松林等 索书号：

R/71.22072/422 ss号：10232793 ）第15页中，直接给出了ZCuSn10Pb10的数据，伸长率也仅

是5~7%左右，
　　还记得我在黄谦的帖子里给的青铜含锡量与性能关系曲线图吗？上面可以找到18~21%锡含

量的秦剑青铜伸长率可是3~7%！这不比西方青铜还高吗？下表也可看出，ZCuSn10Pb10抗拉强

度只有150MPa，比秦剑低不少。
　　可见，所谓的西方标准青铜的伸长率比秦剑还要低！

[ 本帖最后由 zglcl007 于 2005-9-21 14:15 编辑 ]

zglcl007

要知道秦剑采用的是金属范铸造技术，在现代工业中称为冷铸，由于内外部冷却速度不同，造成青铜剑内韧外坚，这个在董亚巍的论文中已经有实验证实，内部的硬度比外部低近40%，可见其芯部的伸长率还要高不少。
　　而西方却没有冷铸技术，因此就得不到这个效果。内外基本上都只是这么一个“可怜的”伸长率。



　　最后看一下微量元素的影响，在压力加工用的青铜中，磷的存在可以显著提高青铜的强度和弹性，但磷的含量不能超过0.5%，超过0.3%时则不能承受热轧而受到破坏。镍可以增强青铜的人性，但对于加工青铜来说含量也不能超过0.25%，铁虽然能提高铸造青铜的硬度和强度，细化其金相结构，但压力加工的青铜铁含量不能超过0.03%，
　　但这几种元素对铸造青铜却没有这么小范围的量的限制，如铸造青铜中磷含量上限可达到1.5%，是加工青铜的三倍，下表中也列有几个含铁青铜，可以看到铁的含量高达3%，远远超过加工青铜的范围。因而能大幅度提高青铜的性能。
　　但对于古代西方来说，就很难区分这些杂质了，更不用说控制它们的量，这样绝对对其加工是不利的影响。而对铸造的秦剑来讲，由于限制范围没这么小，而且这些元素的存在反而大大提高了青铜的性能。
　　所以，“邪路”这个词说给西方青铜的发展道路更贴切。
　　综上所述，西方青铜，含锡10%已经超出锻造加工的范围，更不用说进行冷加工，而且含铅高，根本不能进行热处理，
　　再说了，黄谦先生不是说伸长率4%的秦剑一碰就折吗？这个伸长率还要稍小一点的西方青铜岂不更是如此？那怎么可能锻打？锻打的时候不也是一打就碎吗？

　　所以黄谦推崇的锻造+退火，对西方青铜根本用不上！
　　而华夏含铅甚微的青铜兵器，也根本不是黄谦所认为的落后，而恰恰是一种先进。因为铅的存在其实是大大降低了青铜的韧性，和黄谦先前所想的恰恰相反，可见我们祖先确实非常了解各成分对青铜性能的影响。
　　西方青铜剑的韧性其实还比不过秦剑，而且强度更没得比。
　　所以“一碰就折”的，其实是西方青铜剑！

zglcl007

我国的青铜器，从其成分和工艺技术都是与其他地方不同的。
     中国把青铜器的技术发展到了巅峰状态。

“六齐”是我国古代配制青铜合金的六条规定，见于《考工记》一书，原文如下：“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郭沫若（1892—1978）认为，《考工记》原是齐国的官书。“六齐”的“齐”同“剂”，原是调剂、配合的意思。“金”指赤铜。“六分其金而锡居一”就是六分铜一分锡，“金锡半”就是一分铜半分锡。所以“六齐”中各“齐”的含锡量分别是：“钟鼎之齐”百分之一四·三，“斧斤之齐”百分之一六·七，“戈戟之齐”百分之二○，“大刃之齐”百分之二五，“削杀矢之齐”百分之二八·六，“鉴隧之齐”百分之三二·二。
“六齐”的成分配比规定是我国古代青铜技术高度发展的表现，它是许多试验资料的反映和归纳。现有考古资料表明，我国早在夏代（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十六世纪）就掌握了红铜冷锻和铸造技术，夏末商（公元前十六世纪到公元前十一世纪）初就有了青铜冶炼和铸造，商代中期以后就创造了高度发展的青铜文化。目前出土的青铜器中，既有大批礼器、兵器、日用器，也有部分生产工具（包括手工业工具和农具）等。浑厚庄重的司母戊大鼎、技术高超的四羊尊等都是青铜器的精品。兵器都刚强锋利；响器的声音悦耳悠扬。这些都说明我国人民很早就有了丰富的合金知识。
“六齐”的成分配比规定和现代科学的基本原理是完全相合的。我们知道铜锡合金的含锡量是百分之十四左右的，色黄，质坚而韧，音色也比较好，所以宜于制作钟和鼎。铜锡合金含锡量是百分之十七到百分之二十五的，强度、硬度都比较高，所以宜于制作斧斤、戈戟、大刃和削杀矢。斧斤是工具，既要锋利，又要承受比较大的冲击载荷，所以含锡量不宜太高，否则太脆。戈戟、大刃、削杀矢都是兵器，都需要锋利。戈戟受力比较复杂，对韧性要求比较高，所以在兵刃中含锡量最低。大刃（刀剑）既需要锋利，也要求一定的韧性以防折断，所以含锡量比较高而又不太高。削杀矢比较短小，主要考虑锐利，所以在兵器中它的含锡量最高。铜锡合金含锡量是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三十六的，颜色最洁白，硬度也比较高。色洁白，就宜于映照；硬度高，研磨时就不容易留下道痕。所以这种铜锡合金宜于制作铜镜和阳燧。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除了钟鼎外，“六齐”规定成分和考古实物科学分析的成分基本上是不相符合的，原因是：“六齐”并不是生产经验的总结，而是一种试验资料的反映和归纳；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已对“六齐”成分作了适当的修正。
“六齐”的产生有极大的技术意义和社会意义。它是世界上对合金成分和性能的关系的最早认识。在古代世界中，我国青铜技术的产生并不是最早的，但发展很快。除资源等方面的原因外，在技术方面至少有两点：首先是我国很早就掌握了金属冶炼所需要的高温技术：其次是很早具有了水平比较高的合金技术。世界上不少国家在公元前二三千年就进入了青铜时代，但发展缓慢。我国却不是这样。我国人民一旦发明了冶铜技术，很快就具有丰富的合金知识，并且迅速地把整个青铜技术推到更高的阶段，建立了世界上最光辉灿烂的青铜文明。

[ 本帖最后由 zglcl007 于 2005-9-21 14:37 编辑 ]

马马哈哈

长------
留着慢慢看.

小刘

呵呵~~~
看看也就行了~~~
不用太认真的~~~

寻剑客

好长！